当时，沦陷区过日子比较安稳，也能吃饱饭，但是心里委屈。因为走过城门口，要给日本人鞠躬，要搜身，日本人要摸小姑娘脸蛋，受了侮辱，也不敢说话。胜利后我回到无锡，亲友们还哭诉亡国奴的痛苦。
我的岳父孙文光故乡在威海卫的乡下，孙家疃，疃就是“海边的田”的意思。孙家疃是一个小村庄，都是渔人，因为日本人侮辱了村里女孩，他们十几个青年组织游击队，在日本人回家的路上干掉他们。他是一个富农，衣食无忧，在他们自己村子里组织游击队。这些敌后的游击队，要么向国民党残余的部队靠拢，要么被共产党的部队收编。
以我岳父的这种生活经历来讲，可以理解多少人受屈辱。那时候大家都往租界逃，租界里面不受屈辱。太平洋战争以后，在租界里就是晚受点屈辱而已。所以要拿当时的时空来想，为什么我到五十岁才能原谅日本人？我不原谅日本军阀，我原谅日本人。日本人也苦，日本壮丁几乎打光了，日本三百万兵员，回家的不到一百万。
最苦是百姓
宁汉分裂时，汪精卫是属于武汉一派，他跟蒋介石本来就有竞争，所以貌合心不合。但他代表的是国民党的老力量，都是孙中山的嫡系，蒋介石则是枪杆子出身。汪精卫讲话煽动性很强，也有组织能力，但是能不能真正办事，从来没试过。他做蒋介石的副手是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从南京第一次撤退到武汉，接着撤退到重庆，在武汉的短暂的时候，他就讲和平，要谈判。打不动，在谈判的时候拖出时间来建国，叫“低调俱乐部”，胡适先生都是“低调俱乐部”的一员。
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民穷力尽，真的是已经打不动了。汪精卫认为，再打下去我们国家会亡，不如忍一时屈辱。所以汪精卫自愿讲和，不是蒋介石派他去的，蒋介石没有这个能力，两人没有这份交情。汪精卫以为，日本也打得很苦，也试探和平。日本的意图是腾出这部分的力量，加上中国的资源，打太平洋的海上战争。汪精卫是笨，他没有料到签的是完全卡得死死的条约，他以为可以像南宋偏安之举，等到条约签出来，他悔之晚矣。陶希圣看了这个条约，甩手就走人。汪精卫不能逃，他手上就是陈公博这几个人，所以后来他的政府班底没有人，是日本人给他组织的，还不让他管华北。他甚至于管不着苏北，郝鹏举这些地方武力有时候投中央，有时候投日本，有时候投伪军，有时候和新四军合作，郝鹏举占了半个苏北，新四军占了半个苏北。
老实讲，汪精卫大概也不想做汉奸，他可能以为替国家留一些余地，挣取一些时间。汪精卫苦心，他不是为自己的权力，他以为可以像南宋一样。南宋偏安是高宗的主张，我们不能全怪秦桧。古今差别是金兵没有占临安，而日本人占了南京。第二个差别，日本的军队是现代军队，金人的军队跟南宋差不了多少。南宋的局面，政府指挥不了四大将。四大将都是军阀，军队都不是国家给的，都是自己招来的。岳飞以宗泽手下一个小的部队，打其他地方武力。每一次平伏地方武力，他拣精锐编入自己的军队，拿地方武力收罗来的财富做军用，他是靠这个壮大。因为他有富足的军饷，军队是精选出来的，所以岳家军军良饷足，政府指挥不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