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瑞格讨厌跟我们上教会。”洁琳还记得，“因为每一位非洲老太太都想摸他的金发。”除了这一点，葛瑞格是在没有种族意识的童年中长大的。
十一岁那年，葛瑞格爬上了他生命中的第一座高山。“打从六岁起，我就老盯着乞力马扎罗山的山顶看，央求父亲带我到那儿去。”终于，有一天葛瑞格得偿所愿。“我走到喘不过气，一路呕吐着爬上山。我恨死了当时的感觉，但当我在晨曦中站上山顶，俯视着脚下广袤的非洲平原时，我知道自己注定会爱上登山。”葛瑞格说。
洁琳一共生了三个女儿，凯芮、桑雅以及在葛瑞格十二岁时出生的克莉丝塔。家中其他三个孩子很快就长得跟父母一样健壮，克莉丝塔却一直纤弱瘦小。她和家里其他成员看起来迥然不同。一周岁时注射天花疫苗，她产生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她的整只手臂发黑。”洁琳说。她认为那次注射的牛痘病毒可能导致了克莉丝塔后来的脑疾。三岁时，克莉丝塔感染了严重的脑膜炎，之后再也没能恢复健康。快八岁时，她开始出现经常性的抽搐，医生诊断为癫痫。即使在癫痫没发作的时候，克莉丝塔也同样承受着痛苦，“她很快就学会了认字，但那对她来说只是一堆声音，她完全不知道那些声音所代表的意思。”
成长中的葛瑞格是克莉丝塔的守护者，他不让她受任何人的嘲笑。“克莉丝塔是我们兄妹中最棒的。”他说，“她从容优雅地面对自己的缺陷。比如，她早上得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穿好衣服，为了尽可能不耽误大家上学，她会在前一晚把衣服准备好。她相当体贴，善解人意，这一点，很像我们的父亲。”
葛瑞格满十四岁那年，父亲那所拥有六百四十个床位的教学医院终于峻工，坦桑尼亚总统在落成剪彩时出席并致辞。为了庆祝医院落成，登普西在院子里举办烤肉派对，买了成桶的甜酒，又将院子里的灌木丛砍光，以容纳五百位当地客人和外宾，还在胡椒树下搭了个舞台。登普西穿着黑色的坦桑尼亚传统服装上台致辞。
他表情平静，用斯瓦希里语说：“十年后，乞力马扎罗基督教医院的每个部门主管都将是坦桑尼亚人。这是你们的国家，这是你们的医院！”
“我可以感受到在场非洲人的快乐和骄傲。”葛瑞格回忆道，“他们原本以为我父亲会说：‘看看我们帮你们做了什么！’但是他却说‘看看你们为自己做了什么’！”
结果正如他所言。他盖的医院至今依然存在，是坦桑尼亚最好的教学医院；而且在医院建好十年后，所有部门主管都是非洲人。我觉得很骄傲，这个有着博大胸襟的男人是我父亲。他让我，让我们所有人认识到：只要你相信自己，就能做成任何事情。
当学校和医院都建好，步入正轨后，摩顿森一家在坦桑尼亚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有个诱人的工作在耶路撒冷等着登普西——在橄榄山上为巴勒斯坦难民建一间医院——不过登普西和洁琳决定，该让孩子回去体验美国生活了。
要回到久未谋面的祖国，葛瑞格和妹妹们既兴奋又紧张。葛瑞格翻出家里的百科全书，找到每个州的介绍，一边想象，一边做着回国的准备。过去十四年来，在美国的亲友一直给他们寄明尼苏达双城队的剪报。葛瑞格把这些都收藏在房间里，晚上睡前拿出来一读再读。那是他渴望了解的另一种文化。
第一天到美国高中上学，葛瑞格看到圣保罗中学里有很多黑人同学，不禁大大松了一口气，好像摩西离他并不那么遥远。
消息很快在学校里流传开来：那个十五岁大块头的害羞男生是从非洲来的。下课时，一个高大魁梧、脖子上挂着凯迪拉克链坠的篮球队员把葛瑞格逼到饮水机旁，一群叫嚣的狐群狗党也围了上来。“你不是非洲人！”他鄙夷地说，然后那群同伙开始拳如雨下地痛殴葛瑞格。葛瑞格本能地用手护住头，不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当他们终于停手后，葛瑞格把手放下来，双唇颤抖着。带头的男孩突然对着他的眼睛就是一拳，另一个拿起垃圾桶倒扣在他头上。葛瑞格站在那里，头上顶着发臭的垃圾桶，听着他们的狂笑在走廊里慢慢远去。
总体来说，葛瑞格对美国文化适应得很快。他成绩优秀，尤其是数学、音乐和科学，当然，还有他遗传自双亲的运动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