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民主是政治田野中的高楼大厦，是现代化过程中最亮丽的风景线；也有人说民主是天空中漂浮不定的浮云，带给世间变幻莫测的文明与黑暗。把民主比喻成“胡同”，则让人感悟到中国特色的思辨。胡同纵横交错不失横平竖直，有断有续尽显曲折幽深。读自言“闲暇好诗书才情凭且淡”的京城才子司马南先生的大作《民主胡同40条》，尽管书中对西方民主的某些论断还有待商榷，但深深感受到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充满自信以及他对中国民主发展的真诚关切。
——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孙哲
后夹道1
好东西坏东西，全在怎么搞，不在东西
问：×××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您认为民主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从您讲话中分析，您可能是认为民主是个坏东西，可是您又信誓旦旦地讲中国共产党是为民主而生的，您能不能直接地讲一讲“民主是个什么东西”？
司马南：我喜欢跟人家打比方，您说锤子、菜刀、锄头，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对，不能简单说它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假如两口子正在闹别扭，都在气头上，这时，放在床上的那把随时都可以够到的刀就“可能是个坏东西”或者是“潜在的坏东西”；如果吵架的两口子其中一方操起这把刀来戳向对方的要害部位，这把刀就变成了“坏东西”；假如两口子情意绵绵，其中一方拿起这把刀来削了一个苹果，对配偶说：“亲爱的，请你吃苹果吧”。这把刀就变成了好东西，甚至是情意绵绵的好东西——爱的信物。
所以，好东西和坏东西，要看是在谁的手里，要看在什么语境下，要看这把刀被用来做什么用。
关键在人，不在东西。
我倒是觉得另外一句话很有趣，“民主是不坏的东西”。这句话隐含了一个可能正确的前提，那就是“民主是中性的”。
更有趣的说法是：“民主是个好东西，搞不好会变成一个坏东西”。持这种观点的人好像不少。
观点鲜明的人说：“在中国闹人民民主，那就是个好东西，跟着人家稀里糊涂闹资产阶级民主，那就是个坏东西”，“好东西坏东西，全在怎么搞，不在东西。”说这两句话的人头脑相当清醒，但是这句话在中国遇到两个麻烦：第一，人民民主这个好东西，人们因为距离它太近，所以常常体会不深，说服力反而不强；第二，资产阶级民主是个坏东西，因为人们离它太远，更因为一说资产阶级民主，人们往往只盯着西方经济发达、早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那几个生产力水平很高的国家的民主，谁去看菲律宾呢？谁去看乌克兰呢？谁盯着印度去比呢？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常常表现得还不错，像是个“不坏的东西”。
民主，就理念而言是个好东西。卢梭先生讲得非常好。
但是实现民主的道路崎岖复杂呈现出多样性，“真正的民主”世人还没有见到，也不可能见到。“真正的民主”只是作为一种理想、一个方向、一种追求、一种价值而存在。朝着“真正的民主”所做出的努力，依据民主本身受制的条件而出现千差万别的变化，很难一言以蔽之。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复杂的头脑。把事情想得复杂些，比把事情想得简单些要好；把过程想得漫长些，比把过程想得简短些要好；把事情想得世俗些杂乱些，比把事情想得纯粹些要好。
后夹道2
小平同志30年前特别强调民主的一个理由
问：您这么讲，我听糊涂了。有没有更简单的表述让人一听就明白？
司马南：当然有啊，对于中国的新时期的民主问题，邓小平先生讲得十分明确。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小平同志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篇文章中小平同志讲了四条意见：第一条，当前我们需要特别强调民主，因为多年来民主集中制并没有真正实行；第二条，要发扬经济民主，扩大经营自主权；第三条，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的个人民主权利，这其中包括选举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第四条，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不因人而变。
在这篇文章中，小平同志强调的“当前需要强调民主”，一句话承先而启后。小平同志当时对中国情势的判断倾向于认为，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真正实行”，这里，小平同志事实上再一次对民主集中制做了肯定。
在小平同志眼里和心目中，民主集中制作为一个原则，作为先前列宁党，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党规之一，作为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宪法原则，只要贯彻执行，便有利于造成民主的局面，纠正不民主的问题，解决工人农民的民主权利问题。小平同志之所以强调扩大民主，就是因为这个原则没有很好地得到落实。
小平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强调的经济民主、工人农民的民主权利，以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的具体论述，为新时期中国怎样走自己的民主化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后夹道3
“廉洁而有效率的独特政体”，值得我们借鉴
问：在这个世界上，您能找出第二个一党执政而且民主不腐败的例子吗？
假如打着灯笼找不着，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我们的政治制度岂不是太孤单、太危险了？
司马南：一模一样的确实不好找，但是，按照您的标准也不是找不到。
有一个国家，1965年才建国，原来贫穷落后得一塌糊涂，是被人家像甩包袱一样，甩出来的一块穷地方。现在，建成了一个繁荣、有序、稳定，进入“第一世界”行列的国家。
繁荣的是经济，有序的是政治，稳定的是社会。
对，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廉洁高效的政府，还有花园一样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
我去过两次新加坡，印象十分深刻。
新加坡受英国威斯敏斯特体系影响，总统是象征性的，或由议会任命，或由民选产生，跟我们蒋委员长在任制定那个宪法的总统任期一样比较长，一任就是6年，但是没有机会独裁，国家制度决定了新加坡的总统也“统”不了什么。
新加坡真实的政治模式：（1）精英治国，（2）唯才是用，（3）廉洁政治，（4）多元种族，（5）一党主导，（6）责任媒体，（7）严格法治，（8）治下自由。此外，还有集选区制度、非选区议员、官委议员等，……
这一切，悉源自于李光耀的创造设计。你可以不欣赏他的创造，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的政治制度设计的著作权，你更不能不承认李光耀设计政治制度的有效性。这一“有效性”可概括为两条：其一，对政治资源、经济财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毫不留情地实行近乎垄断的控制，从而保证执政党及其政府能够运用这些资源实现政治目的，打造人民幸福；其二，通过对程序立法的精心设计，特别是对以选举为主要内容的程序性民主的技术性处理，有效地阻断反对势力与国外颠覆势力的联系，有效地限制反对党的活动，使其无力对执政党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挑战。
亨廷顿曾赞扬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是个“近乎完美的社会”，李光耀则自称新加坡“已经发展出廉洁和有效率的独特政体”。
邓小平同志20世纪80年代明确说过，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广东履新大员汪洋表示广东在他的领导下，要“叫板新加坡”。我没有揣度大人物内心世界的能力，邓、汪所说的具体向新加坡学什么？又向新加坡叫板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只学习他们的花园式管理一定是不够的。
可否认为新加坡“廉洁和有效率的独特政体”值得我们借鉴？
可否认为新加坡的政党制度有值得我们参鉴的地方？
可否公开主张，中国共产党向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学习？
新加坡这个小地方40多年先后产生过20多个五花八门的政党，但是执政的只有人民行动党，正是所谓“一党执政”。多年来，这个政党一直由李光耀领导，大家知道，他曾于1959年至1990年间担任新加坡总理。现任总理、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是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在他之前的总理是现任国务资政吴作栋。他就任总理的时候也是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
新加坡的政治理念之一就是不搞多党政治，不能搞，也不准搞。
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最简单的考察，大家也会发现，一党执政，该党与中共遇到的情况近似：在人民行动党的带领之下，新加坡经济发展迅速，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有不得不承受来自海外的“专政统治”，“打压言论自由”的指责和来自内部的不满与抱怨。
后夹道4
社会倘要维系下去，必须有些东西供国民仰望
有一条全世界通用的规律:谁专职，谁全责；谁干活，谁落一埋怨。
在新加坡打车闲逛，一路上就听华人司机叨叨叨叨抱怨，骂李光耀，报怨政府管得太严。同乘一位大姐说了一句“国家建设得这么好，严点就严点呗！”司机一听就窜了，当场给我们脸子看。
我问司机师傅，你说李光耀、李显龙这么不好那么不好，那根据呢？
这下捅到话匣子开关了，这哥们比北京的哥还能白话。
择其要点，关于李氏家族的问题，他大约讲了有那么几条吧：第一，他说李光耀隔代传位于长子，把新加坡当成了自己的控股公司。说吴作栋交班时曾表示的“不是他的父亲选择他，更不是我，他必须经由他的同事和国会来选择”之类的话是公然欺骗。第二，说李光耀是条老狐狸，在他退任资政之前，假装避嫌，把当时已经是国会议员的李显龙总被安排在一些不重要的部门。而到1990年交班于吴作栋的时候，同时任命李显龙为副总理。李显龙跟着吴作栋在副总理位置上干了14年，终于鲤鱼跳龙门子承父业。第三，李显龙老婆叫何晶（跟央视实话实说的女主持人同音）长期担任财政部控股的大企业总裁，李显龙的弟弟李显扬曾任新加坡电信的总裁，妹妹是什么什么……恕我已经记不住那么多了，反正家族成员全都身居要职赚大发了。
我问，你为什么不告他李氏家族“裙带关系”呀？
他吐了一下舌头，又耸了耸肩膀：“我哪有拿到手的证据”呀？他神秘兮兮描述说，在新加坡，对李家任何公开质疑都可能会遭到控告。
同乘的大姐情绪开始发生变化，被的哥感染了:“太他妈的不像话了！”
我用摇头来表示不赞成大姐来得太快的“态度叛变”。因为道听途说，你没有证据呀，传言不可信呀。更重要的问题是，假如司机所传言的为真，那新加坡式的腐败还得了呀。事实上，新加坡在世界上是廉洁指数非常高的国家，这一点是国际公认的。
我不赞成大姐跟着骂娘还有另外一种原因——政治合法性问题，最关键的不在于是否家族垄断，不在于前后执政者是否有血缘联系，DNA表达有多少相似度（小布什、老布什的总统接续属于同样的问题），而在于你执政的客观结果究竟如何，看经济是否有活力，看社会治理得怎么样。
中共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其实都是按照列宁主义政党的法子，尤其是组织管理原则很像，组织制度严格，入党筛选严格，强调党员先进性模范性作用，但是，我们是中国特色，他们是新加坡特色。
两党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搞全国（比北京小得多的一块地方）选举，选举的规则是自己的，并不按照美国的所谓普世价值来。媒体并不全在党的手上，言论自由，新闻也自由一切你随便，但是“权威统治”的权威性表现在法律上就两个字“严格”——真正的有法必依。你不合规矩，你不按法律办事，对不起，照着屁股就下家伙，竹条、藤条紧紧拥抱您的屁股，皮开肉绽啊。什么美国总统，什么英国首相，求情，没用，全世界媒体一块骂娘也没用。
在“亚洲文化”无所不在的亚洲，在一个不同族群共居的国家里，新加坡实行一党执政，而且，党和政府的权力无所不在，谁都认为，这样的党和政府很容易腐败堕落。但是，新加坡党廉洁高效，新加坡社会和谐文明。新加坡能做到的，我们也应该做得到。
那个今天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李光耀老头很了不起，他骨子里是儒家文化加上英国的绅士，他在世界各地反复表示极其崇拜邓小平理性的铁腕，而他自己则在“审慎开放、柔性管理”的口号和原则下，事实上，扳腕子的功夫了得。
比方说，关于执政党与媒体的关系，十多年前他就讲过几条值得我们中宣部广电总局留意的原则：
第一条，“不论采取什么制度的政府领袖，都将学习利用媒体科技为他们服务。不过，他们须应用科技而不是压制它。尝试与这种新科技抗争的政府将会失败。”这是表一表态度，讲一讲大原则。
第二条，新媒体带来的“信息爆炸”，许多声音往往互相矛盾。“这将使各地政府难以让人民了解自己的立场。而如果政府的立场与政策，以及采取政策的原因都没有经过清楚阐明，人民就很难支持大家共有的目标。”这一条讲的是遇到了新问题。
第三条，“保留自己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李光耀提醒政府注意防止那些“色情的”网址毒害年青一代，防止那些“愤怒的”网址煽动种族、宗教仇恨，并强调不管科技发展到哪里，栽培下一代的方法还是不会改变。如果孩子不尊敬长辈，漠视家庭的神圣性，那么，整个社会就岌岌可危。如果媒体经常奚落领导人，并认为没有人比媒体更具权威，那么，社会将会发生困惑、混乱乃至最终崩溃。
请注意：“色情的”、“愤怒的”、“漠视传统价值的”、“认为媒体最权威的”，这几条看似简单，实际上相当见水平。
第四条，“无论资讯科技最终的影响是什么，一个社会倘若要维系下去，它需要有一些制度处在较高处的焦点供国民仰望。媒体具有维护这些高位置的焦点或至少不毫无必要地摧毁它们的责任。”“必须有一种秩序的观念，当人们可以挑战上至英女皇的一切事物，可以摧毁皇室、削弱教会的影响力、贬低国会和它的议员、诋毁法庭并对警察质疑时，社会还能保有什么秩序?”
这一条堵住了英国人的嘴，并请人们认真思考“秩序的重要性”。
越讲越牛，越讲越严厉。老头子不白给，人家在英国呆的年头多了，见得多了，更重要的是在李光耀的心中，有一个东西，那便是东亚文化之根，儒家文化之核——“秩序”，用他的表述，“尽管科技进步，东亚不同国家的媒体，都将会有别于美国的媒体。亚洲社会如果没有高低尊卑的意识，将无法维系下去。”
“维系下去”重要，发展是硬道理。为了维系，为了发展，必须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所以，回应提问题的朋友，真正的危险不是与别人不一样的“孤单”，而是一个猛子扎进去不知深浅地忘了自己是谁的鲁莽和不负责任。
李光耀老头到处讲话，他的语录统计一下，倡导儒家伦理的话占的比重很大，他主张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来化解社会、族群矛盾，来平抑因为商业社会的发展给人性所造成的偏颇和缺失。饱食西学的他恰恰对西方的文化，尤其是什么“宪政民主”的神话抱有深深怀疑：在东方社会里，最重要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最大的自由。
这种获得自由的能力，不同于西方，却胜过西方，所谓“胜过西方”的最重要的标志，即在于能够有效地抵御欧美庸俗文化的冲击，保持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的活力。亨廷顿也承认，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