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主胡同11条(2)

  

后夹道5

民主的癫狂、狼藉、动荡、阵痛极为常见

问:民主毕竟是和平的方式,就是不再野蛮地靠暴力来剥夺别人、征服别人,而是把理性、妥协当成一项共同遵守的原则,在保护每一个人的利益的基础上讨论共同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决策的科学性替代了专制的愚昧,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替代了对一党、一国、一教的神话,这样的认识有什么不对吗?如果您不能举出例子证明这样的认识有什么不对,那么“民主可以防止最坏”就差不多是定论了。

司马南:民主决策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这不错。但是,决策过程的和平丝毫不等于民主决策出来的方案及其带来的行动就必然是和平的,否则,您不但无法解释当年的希特勒,而且也无法解释今天的小布什。看看今天一塌糊涂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当年攻打这两个蕞尔小国的方案,哪一个不是在民主的名义下做出的?大家想是不是这样的啊?

民主并非注定带来和平,在国家之间如此,国家内部、政治共同体内部也是如此。红衫军再闹个没完,必然会导致政府忍无可忍,议会内部意见纷争,端着枪的军人态度暧昧,老国王高深莫测语焉不详模棱两可,泰国民主闹剧最后必然要求武力解决。

事实上,癫狂的,民主机制下的,一片狼藉、上下动荡、长久阵痛,在这个世界上极为常见,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了。

从一个很独特的角度看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所共知的事实是:1947年,印度人民在笃信民主主义、和平主义、非暴力反抗的圣雄甘地(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先生的带领下,经过苦行僧一样的抗争,摆脱了英国的控制,印度人民终于享有了民主。甘地的主要信念是“satyagraha”,英语译成“truth force”,意为“精神的力量”、“真理之路”、“追求真理”等。据说,这鼓舞了其他的民主运动人士,如马丁·路德·金、曼德拉等人。可是,民主也罢,“真理精神力”也罢,都没有能够阻止一个可怕的事情旋即发生——实行英国—印度式民主的国家,失去了信奉穆斯林的国土和人口,国家分裂了,永远的宿敌巴基斯坦得以成立,并很快地发展到拥有核武器。两国几度交火,克什米尔像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点着捻子的火药库,随时都会爆炸。两边都憋着劲儿准备大打、打核战争。您说,对于印度来说,这是不是一个“最坏的结果”呢?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坏吗?

的确还有比这个更坏的结果。

1971年,实行西式民主的巴基斯坦国也分裂了——拥有一亿人口讲英语的孟加拉国,脱离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分裂得理直气壮:我族乃为南亚次大陆古老民族,曾数次建立过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我国版图一度曾经包括现印度西孟加拉、比哈尔等邦,16世纪发展成次大陆上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文化昌盛的地区。就是18世纪中叶英国统治印度的时候,孟加拉也是殖民统治的中心区域哩。

要分离,要独立,只讲历史根据是不够的,根本的原因是国家缺少现实的凝聚力,笃信民意投票(实际上是流血选票)来决定民族共同体的命运就是民主(假如新疆、西藏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也搞这一套,中国必定陷入大麻烦),这是江湖上的怪圈,冤冤相报——你个龟儿子民主了,老子也要民主一下;你个龟儿子自由了,老子为啥子没的自由噻?

据说东欧近20年来,是在民主方面进步最快的,属于赶上了民主的这一拨。但是,诸位不妨看一看,这一地区因为民主打了多少仗?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1991年,南斯拉夫内战,克罗地亚内战,格鲁吉亚也内战;1992年,摩尔多瓦内战,波黑内战,塔吉克斯坦内战。有人可能会说,欧洲是大国的主战场,东西两大阵营冷战之后盘整,战争是难免的,那是民主的代价,不是民主的错误。

我们不妨再举拉丁美洲民主政变的例子来说话。

拉丁美洲150年内爆发了550次政变。其中,多米尼加56次,厄瓜多尔54次,秘鲁54次,玻利维亚52次,萨尔瓦多42次,巴拉圭42次,危地马拉42次。这些政变说明了什么?说明民主这玩意儿,并不必然带来好运。有人指责这些国家的民主都不地道,这些拉丁美洲国家民主走样了,不是原汁原味的美式民主。

那么好吧,我们就拿美国的近邻,学习美国民主最上心的海地共和国来做一点分析。

该国换总统就像男人换西裤一样频繁。他们国家的口号是“团结就是力量”,但是仿制民主与团结的口号,非但没有让这个国家可怜的人民团结起来,反而每一次用街头暴力加丑闻震荡“推翻总统”之后,继任者宣布其为“独裁者”便会引发新的骚乱。就这样,前后90位民主选举的总统,竞相上台表演民主,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国家谁也“统”不起来。

可怜的海地,挨着美国,他们相信美国是距离上帝最近的国度,但是美国并没有给海底带来上帝的恩赐,相反,美国趁其混乱火上浇油,1915年,民主的模范教师美国派大兵入侵海地,像在海滩上堆沙人一样,一口气扶植了多个热爱民主的独裁傀儡者。

不知道这些事情,大家是不是听说过?

也不知道这类事情,怎么把它放到“民主就不再野蛮”的结论中?

民主是一种一大堆人,谁都要争着说了算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缺陷决定了它没有停止暴力的能力。

妥协是理性的产物,民主的论坛上保持每个人的理性那是很难做到的,看他们“君子动口又动手”的惯常表现即可知道,所谓理性并非本心愿意如此。更何况,民主往往是街头政治家搏出位的沃土,因而期望民主政治,比专制政治具有更少的煽动性、侵略性,更少一些“民粹色彩”,从逻辑上来讲,弥阻也,从本质上来讲,恒谬也。

后夹道6

民主与科学离得老远,很多方面甚至完全不相干

问:请您说说另一个命题——民主政治等于决策科学这话成立不成立?

司马南:恕我直言,这是本时代最顽固的误区之一。悉因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上世纪初首先在北大校园出笼,学生们上了街,游了行,喊完了口号,点着了赵家楼,在高压水龙头残暴的镇压下,“民主与科学”像旗上的镰刀与斧头,像天上的星星与月亮,像床上的男人和女人,生生地在人们印象中分不开了。

人们不经意的背景可能是这样的:“民主与科学”,首先被慧眼识金地提炼出来,然后又被点燃引爆,人们的好奇心和愤怒的情绪加速了“民主与科学”概念的传播。所以,“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乃为历史写家的主题创作,乃为大众媒体的传播结果。

民主与科学离得老远,很多方面甚至完全不相干的。

科学要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为什么”。科学家孜孜以求,其索要的惟一玩意儿是“证据”,他们梦寐以求不断完善的是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物质世界的“科学范式”,遵循的是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在“科学家共同体”的圈子里活动,科学一般不主动越界。而科学家共同体的原则和机制,绝不会有神圣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多数决”。

而民主的制度安排与决策机制,追求的是“少数服从多数”概念下的“多数决”,其主观动机与意愿不在乎任何“实证结果”,而是更为崇尚人多、马多、枪炮多,势力强大,财力雄厚,占尽风头的强势地位。至于“对不对”、“好不好”、“真不真”、“善不善”、能否持续,对他人、他族如何……这些,根本不是民主机制的首要选项。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有意地规避了单纯强调民主之弊,较为周全地考虑到民族复兴大业的根本需要,兼顾人民的长远利益、眼前利益,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这与那些“表面上十分民主”“惟民主是从”,进而“惟民意是从”的政党的执政理念显然不在一个量级和水平上。

这个世界啊,民主,已经被选票绑架了,选票,又被金钱诱奸了,金钱,被欲望追逐着,欲望却是一个无底的黑洞。只顾着撩拨物质的欲望,却因为资源的瓶颈无法满足所有人欲望的世界。

倘惟民主、独民主、仿民主、美国主世界民主,明天必是黑色的。

后夹道7

“票党”是赤裸裸为政治利益而纠结在一起的哥们圈子

问:您的讲法,对选票太不公正了吧?

讲道理,不能情绪化。中国老说不喜欢别国对自己的行为说三道四,一样啊,我也不赞同国人对别国的事情说三道四。对自己不了解的事实,更没有必要妄加评论。我想问司马南老师,真正的民主,比方说民主制度起源的时候,人们不是通过投票的方式,就是您不感冒的竞争性民主的方式,来选出自己喜欢的领导者吗?

司马南:很多人不知道,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原版民主是没有所谓“投票”的,古希腊那时候,人们实行民主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是广场演说,公民吵成一锅粥七嘴八舌发表对城邦公共事务的见解,人们以发言来判定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和推举,来判定他说的可靠不可靠。而对演说者进行判定的依据,主要是他所陈述的事实,其次是他的陈述过程是否周延和逻辑(古希腊的逻辑学大约就是这样,作为一种辩论的规则而发展起来传诸后世的)。

第二种方式是我们今天的人料想不到的,那便是抽签,谁抽到谁当官。抽签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决出最具该人群特征的人,而轻易不受人为的操控,金钱在这里很难起到作用。

此外,关于保证人制、财产制、罚金制、连任制的规定同时存在。

“举手决出”的只限于军士官(大约是因为在冷兵器时代,谁会打仗谁有军功一目了然吧)。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读《雅典政制》这本书。我今天带来了,作者大名鼎鼎,亚里士多德。该书,我看看,啊,1962年即有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全书分“片段”、“抄本”两部分。

如果找民主论经典,或许没有比这更早的经典原著了。

问: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是柏拉图吧?柏拉图的著作应该更早一些。

司马南:当然柏拉图的《理想国》早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但是两者的方法大相径庭。柏拉图更多的是抽象演绎,从概念出发,从理念出发,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则建立在对具体事实的观察、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其学说更具实证性、可操作性。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流传到今天,多了一层价值,那便是史料学、文献考古学的价值。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一书据说对后世影响极大,直到今天的各家各派政治学说,向上追溯,无一不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今天我们可以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描述很清晰地看到实行民主制的雅典城邦的规模:国家壮大之后“足以维持两万人的生活”。跟我们的周朝方圆150万平方公里,1千余万以上人口的规模根本没法相比啊。

——陪审官六千人,

——弓箭手一千六百人,

——骑士一千二百人,

——议事会的议事员五百人,

——国内官吏七百人,

——国外官吏七百人,

……

要进行战争的时候,还要加上重装步兵两千五百人……

但是,雅典也有过人的地方,人少,但全民皆兵。准确地说,拿起武器为城郭而战是义务,只有履行了这份义务,才有民主之权利。在雅典阿里斯忒克穆担任执政官时,获得公民权利的前提,惟限于那些有自备武装的人——不为国家尽义务,没有尽武装保卫国家义务的能力就没有公民权。

这些自备武装的人,只能担任下级军官。

执政官则由符合以下三条件的人当中由抽签方式选出:

(1)财产不少于十明那(货币单位);

(2)有合法的婚生子,年满十岁(无负债);

(3)抽签的公民须满30岁。

参加抽签人不得少于401人。

……

可见,一人一票并不是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

可见,一切民主形式均是有条件的;

可见,民主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说到历史概念,19世纪之前,民主也是与选举不挂钩的。

选票这个玩意儿19世纪以后才开始时髦,在所谓民主政治当中,“玩票儿”实实在在是19世纪以后的政治时尚,“票党”则是赤裸裸为政治利益而纠结在一起的哥们圈子。我们也采用票选的办法,就像我们过年回家买票一样,但是,我们不是票贩子。不会借着票来搞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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