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一直是自杀者钟爱的地方。1993年夏天，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就有一位姑娘从佛罗伦萨大教堂旁的钟楼顶上跃身而下。当我们经过出事地点时，现场能看到的就剩下一只悬在脚手架上的网球鞋。当地报纸报道说，自杀的姑娘是一位外国游客。这种事情不足为奇。几个月前，我们认识的一个不太熟的熟人，一个事业和家庭都陷入低谷的演员，从洛杉矶飞到佛罗伦萨，住进包特·罗撒酒店后立刻服下了一整瓶抗抑郁症的药。不过他只是大病了一场，在圣玛利亚·诺瓦医院接受了几天治疗。随后他返回了加利福尼亚，继续潦倒地生活。据说《剧院》的作者，美国小说家约翰·霍恩·伯恩斯也曾于1953年在埃克赛尔索酒店的酒吧里酗酒致死。（欧内斯特·海明威是伯恩斯的仰慕者之一。海明威曾经对罗伯特·曼宁说起过伯恩斯：这个人写过一本好书，又写了一本关于预备学校的烂书，后来自杀了。）佛罗伦萨的旧式酒店房间可能是吸引自杀者的原因之一。那些房间里装饰着高高的天花板，上面有覆满灰尘的出气孔，而黄铜门铃上悬挂的房门钥匙厚重得能带着你坠入阿尔诺河河底。
我这么说有点夸张了——这个热爱华丽排场、喜欢赛艇的城市容易让人有点言过其实。我们认识一位佛罗伦萨的朋友，他毕业于神学校（不是佛罗伦萨的神学校，他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科林扎）。每年他都会穿着一套18世纪风格的织锦礼拜法衣。这身行头是从一个掌管着教堂密室钥匙的教堂风琴演奏手那里“借来”的。他穿着这身法衣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仿佛是一个宗教游行队伍的领队人一样，既表现出黎塞留大主教的庄严派头，又具有死神般的严酷。死亡在佛罗伦萨与其他地方相比，好像少了一些恐惧的成分，而多了一点魅力的色彩。这也许要归因于此地大量的苦行基督徒，归因于许多人身上保留的中世纪式的苦痛和赤裸着的伤痕。在圣玛利亚·德尔·弗洛雷大教堂（或者叫佛罗伦萨大教堂，人们更喜欢这样称呼它）新修复的炮塔上，瓦萨里①的天堂幻影之下即是一个挤满了饱经痛苦却不知悔改的灵魂的地狱。连环杀手案件，即“佛罗伦萨魔头”案件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位曾经在1968年至1985年期间谋杀了16个人的“魔头”受雇于撒旦团体。该团体的成员包括佛罗伦萨的一些权贵，还包括意大利中央情报局的政府官员。难怪电影里的杀人魔头汉尼拔·莱克特都要移居至此了。
许多作家在描写佛罗伦萨时都会提及它的这一怪异的病态特点，但他们的描述都比不过沃尔特·佩特②。佩特把15世纪佛罗伦萨人所具有的“迷恋死亡的特点”归因于“佛罗伦萨人认为这种行为代表着高贵和品位……佛罗伦萨人经常能够亲眼目睹发生在街头巷尾的以各种方式解脱生命的行为！”在最著名的以佛罗伦萨为故事背景的小说——E.M.福斯特③所著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其开头部分的设计也不是偶然的。谋杀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西尼奥列广场，现场目击者——英国人露西·霍尼彻奇吓得当场昏倒。露西刚刚从阿里纳里购得的照片染上了血迹。后来救过她的乔治·埃默森把那些照片扔到了阿尔诺河里。这个事件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并且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因为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了，”乔治说，“我一定要清醒地面对它，但它并不确切地就是指一个男人死掉了这件事情。”
不，不确切。那么，这个“它”指的是什么？具体指什么？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面世几乎一百年之后，旅游者仍然纷至沓来寻求这个“它”：不仅有像玛丽·麦卡锡所谴责的“北方野蛮的游牧部落”，他们像被炸开了窝的白蚁一样，逃命般地乘着公共汽车来到了这里；还有像露西·霍尼彻奇一样冷静、谨慎、博学和真诚的游人，他们殷切地希望走进“真实的佛罗伦萨”，因此也来到这里，想揭开这个让人难以捉摸的面纱，探究到底是什么让游人找不到所谓的“真实”经历——如果说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个概念，那是因为这个概念不真实。这一类游人从来不光顾提供英文菜单的饭店，即使这样的饭店通常更好一些。他们决意绕开那些为游人设计的酒店，即使花费高，他们也喜欢待在那些环境迷人、提供一夜住宿和早餐的家庭客栈中。他们也不会随身携带供旅游者用的常用语手册。他们在佛罗伦萨寻找的东西正是佩特和年轻的福斯特想要从佛罗伦萨寻找的东西。就是说，他们想要找到这个城市总是享有如此声誉的答案——尽管事实上，太大的声誉会使得佛罗伦萨成为一个相反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