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造业日渐萎缩的情况下，美国越来越依靠大肆海外举借来维持经济的繁荣。在虚假繁荣的泡沫背后，美国政府、美联储和华尔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鼓励消费，美政府穷兵黩武。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消费主义在美国呈现严重泛滥之势。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最高曾达到12％，之后出现不断下滑的趋势，2000年这一比例已降到2％左右。2005年和2006年，美国家庭已经入不敷出，储蓄率降为负值，而上一次美国家庭储蓄率为负值是1933年和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如今，美国人每天必须从海外借入25亿美元，才能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近年来，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如让国人全都拥有自己的住房）和不负责任的信贷扩张（如向没有还款能力的人提供贷款）为赤字消费主义推波助澜。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越战，美国总统约翰逊犯了一个大错。他认为，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黄油和大炮”可以兼得，即在发动战争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巨额的军费开支导致国内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外部出现巨大经济失衡，美元与黄金不得不脱钩，布雷顿体系崩溃。21世纪初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吸取历史教训，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上推行减税政策，由此美国财政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好不容易积攒的盈余很快转为赤字，并且债台高筑，终成天量，乃至纽约时代广场的“国债钟”从13位数调至15位数。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大、流动性强，风险小，一向被视为全球最安全的资产。但是，政府债务过度膨胀，势必破坏美国政府的还债能力，提高还款风险。如今，美国正通过开动印钞机来稀释债务，使美国国债的持有者面临资产缩水的巨大危险。
自由放任，美联储监管失当。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美国经济政策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调控，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强调市场自动运转即可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1980-1982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2000年，在美国政府的极力推动之下，国会又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期货市场、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的监管，为一些复杂的投资衍生品交易亮了绿灯。由此，次级贷款如决堤之水。
在强调权力制衡的美国政治体系中，美联储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机构。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美国总统都不能对美联储主席直接发号施令。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能可以像美联储显得那样独立。这种特殊地位赋予了美联储完全的货币政策制定权，但也为美联储与某些政治力量的合谋预留了可能。9·11恐怖袭击后，为防止国民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将存款利率削减至1%，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超低利率催生了美国房地产泡沫，并造就了次贷神话，超过1.3万亿美元以次级方式贷出。面对房产泡沫危局，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反而发明了一种叫做“本国偏见”（home bias）的新理论，来论证其政策的合理性。但是，次贷危机爆发后，在国会听证会上，格林斯潘不得不承认，这场危机暴露了他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想法和做法中存在缺陷。他承认错估了形势，过度相信金融机构的自律而放松了监管。
挽袖豪赌，华尔街遗祸世界。20世纪早期，在纽约和美国其他大城市中出现许多投机公司，出入这些公司的人们不是购买股票，而是对股票上升或下降进行赌博。这种毫无束缚的投机导致1907年的恐慌以及股票市场的崩溃。随后美国立规将该类投机定为“重罪”，明确加以禁止。然而在100年后，美国再次重蹈覆辙，失去监管约束的华尔街成为豪赌者的天堂。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取消了联邦部门对金融衍生品和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的监管，大大刺激了金融产品的“创新”。美国的金融产品被高度证券化，2007年美国的房贷、信用卡、汽车贷款、学生贷款等均被打包上市，债券市场规模是经济的2.2倍。
从本质上讲，这些新产品是针对美国借贷市场的表现和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偿付能力的一次豪赌。例如，许多衍生品是针对利率或汇率升降的赌博。过去几年兴起的一种新的赌博——信用违约互换，赌的是次级按揭贷款的借款人是否会拖欠还款。这个赌博如今引爆了华尔街，导火索就是住房市场的崩塌，炸药是大型投资公司为“分散风险”在全球发行并出售的复杂抵押贷款债券，而在这些抵押贷款证券上下注的信用违约互换交易规模达到数万亿美元，成为金融危机的放大器。根据美国2000年通过的新法律，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完全不受监管，出售它们的大银行或投资机构根本不必预留任何资金，以补偿它们的潜在损失。然而，随着利率提高，按揭住房价格不断降低，信贷资金链终于断裂，最终引发大型金融机构的内爆。欧洲的众多金融机构因为大量持有此类债券，也陷入了金融恐慌之中。美国的次贷危机因此“走出国门”，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