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一天傍晚，卡拉布·海恩斯（Caleb Haynes）上校和罗伯特·斯考特（Robert Scott）上校开着一架美国运输机赶到；他们是十天前刚刚运作的阿萨姆邦—缅甸—中国空运队指挥和执行官。这些运输机是没有武装的道格拉斯C-47（DC-3）型。飞行员都讨厌这份差事和这条路线，管这种飞机叫“信天翁”，因为这种鸟会往回飞看看自己起飞的地方。海恩斯和斯考特接到哈普·阿诺德将军的指令，让他们“速将瑞冒附近的史迪威以及参谋撤离。特急”。
史迪威指挥部设在一个种茶叶的人家。他们被带进的时候，史迪威还戴着那顶旧帽子在桌子上写什么东西。斯考特是个英雄人物，后来参加陈纳德的歼击队并打下几十架日本飞机。他到来时颇为戏剧性地、尽管未必很周全地说：“先生，阿诺德将军要我们来救你们出去。”过去几天的紧张情况已经使史迪威憔悴不堪，他透过无框眼镜看看这些“飞行员”，然后拒绝接受了这个优待。两个飞行员瞠目结舌。他们告诉他说，他们已经在距离瑞冒不到二十英里的地方看到了敌人的部队。史迪威还是不为所动。从溃败一开始，他唯一的想法便是跟中国军队一起出去。这是他作为指挥官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动摇。他表示欢迎飞机带出他的参谋，但是他自己打算去密支那，不管是通过火车、卡车、吉普车还是其他任何方式都行；他想到达那里跟中国人取得联系。
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决定这样做，他拒绝时常常不作解释，这是他性格的一部分，就像他不带肩章一样。作为一名三星上将，他没有义务对两个空军上校去解释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对那些傲慢和没有共同语言的陌生人袒露内心感受。对于这两个飞行员来说，这个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破帽子的老人在离敌人不到二十英里时还在写东西，而且拒绝空军的援助，并且通过陆路走出去，这对他们不啻是一种侮辱。后来经过斯考特添油加醋那么一宣扬，这事就成了后来崇拜陈纳德的人的把柄，说“步行乔”不理解空军力量。
史迪威让指挥部其他人乘飞机走，并指示罗伯茨“给我找个地方供训练中国人之用。你知道我需要什么”。他跟其他参谋人员向北转移了60英里，到达了温托（Wuntho），试图绕过被阻断的铁路。现在，每个美国人都在考虑自己逃生的可能性。他们的车辆已经过热并不断抛锚，但还是尽力沿着车辙通过干燥凄凉的乡村。他们超过装满中国军队的卡车，士兵们都像蜜蜂一样往车子上爬。在温托，运输官保罗·琼斯（Paul Jones）亲自走过去用铁棒撬动走不动的车子；琼斯自1934年在圣迭戈在史迪威手下作为预备队受训之后就一直对史迪威忠心耿耿。史迪威过去跟一位第五军指挥官“谈论供给”，可是此人对此既无计划也无兴趣。蒋介石的三份不完整的电报也于事无补。罗卓英被找到了，但他问史迪威可否在晚上八点去看他。到了约定时间，史迪威却看到他的房子里已经漆黑一片，空无一人。他意识到他正在作的努力可能是多余的了。“显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他认为离开的时间到了——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坐火车去密支那；如果不行就穿过西部去印度。“中国部队控制极弱。相信崩溃在即。”他给马歇尔发电报这样说。同时还报告了他的计划。
他现在有些破破烂烂的车子和大约一百人，其中有18个美国军官和六个美国士兵，西格拉夫医疗队的两个医生和19个缅甸籍护士，16个中国卫兵，一个包括七个成员的英国10贵格会（Quaker）急救队，九个印度籍、马来西亚籍和缅甸籍的厨师和搬运工，几个走散的英国军官和难民，彬马那农业大学校长、会讲山民土语的美国传教士凯斯（Case）先生，还有杰克·贝尔登先生（英国人命令全部记者撤出，但他拒绝），还有一些走单的人。美国军官包括有梅里尔、塞伯特、斯莱尼、麦克凯布（Thomas McCabe）、怀曼、费里斯（Ferris），医务官威廉斯，两个助手多恩和扬，预备役军官保罗·琼斯和弗里德·埃尔德里奇（Fred Eldridge）。埃尔德里奇原是报道警务新闻的记者，曾在奥德堡任公共关系官员，在这里他也担任这个任务。
被派去侦察的琼斯汇报说铁路堵塞，毫无办法。史迪威打算继续往北沿着铁路的方向再走一天，然后往西走，不是往达武山口，而是沿一条更北的路线，以尽可能在日军前面穿过钦敦江。这群人计划先沿着公路走，公路没有了就沿小路走到钦敦江的支流乌尤江（Uyu），然后乘木筏顺流抵达两江交汇处。在霍马林（Homalin）穿过钦敦江之后，他们会继续翻山抵达印度的英帕尔。曾有人告诫史迪威说这条路路途艰难，很少有人走，而史迪威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选择走这条路——可以避开难民和逃跑的中国部队的人流。最担心的是缺少食物，这也是难民跟敌人一样危险的原因。从伊洛瓦底江西逃离的除了难民，还有三个中国师。有一百万印度人已经逃离或者正在逃离缅甸，其中很多在路上已经筋疲力尽或者已经饿死。成千上万的人还在朝山上涌去，史迪威后来沿这条路回来时看到了其中有些人的白骨。两个英国准将带着十二个人也在逃跑之列，他们拼命想说服史迪威跟他们走一条更加直接的道路，史迪威拒绝了。几周后他得知他们遭到日军伏击，好几个被打死。
5月4日到5日的行进受到各种干扰：发动机烧坏、轮胎漏气和报告附近有敌情。每一次耽搁都让史迪威很恼火。雨季即将来临；史迪威曾经盼望雨季，但现在这成了威胁，于是迫使他们要加快速度。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西格拉夫听到有人悄悄地说要“给护士一些钱让她们离开，免得她们拖后腿”。史迪威听说此事后“立即叫他们住嘴”。“大家都失去信心了，”贝尔登这样写道，“失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卓英将军再次出现；他由于未能到达密支那，只能沮丧地加入到一群中国难民的队伍逃离。在英都（Indaw）最后一次想乘上火车的努力又失败了。城里已经完全陷入混乱，士兵在抢劫，平民奄奄一息；几个发呆的英国官员无助地看着大英帝国的结束。坐在车里的中国士兵用枪托击打试图爬上来的其他士兵的手。史迪威后来说，在英都所看到的混乱是他在远东所看到的最糟糕的局面。他警告同行的人说他们可能要奋力过去：“继续走。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停下。”
在英都他们离开了铁路线，转向未知的丛林。除了一台发报机外，跟外界的通讯已经中断；他们正陷入隔绝。史迪威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有一次以为路上走来的一群士兵是日本人，结果吓了一跳。“天哪，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经过各种耽搁后（“上帝啊，要是我能让他们再往前一点点就好了”），到晚上这支队伍终于到齐了。西格拉夫带领护士们唱着“基督战士向前进”。听到她们纯真、细弱的声音大家都静下来了；诅咒和埋怨停止了。正准备爬上一辆吉普车的史迪威也站住不动了。大家沉默了一会，然后开始朝西进入长满大树的黝黑的森林中。大象在林中吼叫。过一条河时卡车陷到了河里，一群中国人像“‘红格朗奇’一样径直从我们中间走过去”。史迪威急于继续赶路，命令放弃陷进去的汽车。他夜里十一点开始露营，“我想我们仍然赶在雨季前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