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这一代的歌
这一股“唱自己的歌”的热潮，迄今已受到广泛的注意与重视。虽然许多人仍在怀疑，甚至基金会本身亦时常检讨，对于鼓励年轻人创作歌曲的热狂是否得当？而以这般非正式音乐科班出身的人来写音乐，是否会使音乐的水准降低？我一直耿耿于怀不能释然！然而，“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歌，以及年轻人创作的欲望”这个事实却是不容忽视的。
——洪建全基金会董事长洪简静惠
当校园歌曲成为国语流行歌曲新生力量时，现代民歌并未能跟它串接起来，但是，因为歌手朴素的外形、演唱风格与创作者提法的强调与现代民歌别无二致，在歌手的层次上，校园歌曲与中国现代民歌的歌手都被唤作“民歌手”。
这样的模糊地带，在效果上给予校园歌曲一个接近现代民歌的正当性位置，所以《自由青年》的座谈会将校园歌曲与民歌并置在一起并同等看待。1979年，曾有标榜“向民歌挑战”的流行歌曲演唱会，1980年元月台视更举办了一场校园歌曲Vs.流行歌曲的“蓝白对抗赛”，明白显现出校园歌曲与流行歌曲分庭抗礼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不完全是对立的，有些民歌手也登上夜总会的舞台与流行歌手同台演出，有些流行歌手则在唱片公司的策划下以民歌手的身份再出发，如刘文正、刘蓝溪、潘安邦、银霞等。“创作歌谣排行榜”这样的命名更意味着一个介于校园歌曲与国语流行歌曲之间的模糊地带渐渐浮现，对新兴唱片工业来说，这样的效果正是稍后得以走出校园歌曲的框架而正式进入国语流行歌曲的市场当中。现代民歌的推动者们对这种模糊的状况相当不满意，认为这是与流行歌曲同流合污，是“民歌没落了”的主因。陶晓清、钟少兰等人对《金韵奖》第二辑的评语是：
歌曲本身没有特色，意象不明，个性不够强烈，制作的过程似乎在“艺术”与“流行”的矛盾中进行。歌词方面仍偏重不切实际的风、花、雪、月，金韵奖的知名度够了，今后应向词曲方面谋求更深的内涵才是！
在名称上，已不再使用“中国现代民歌”这个具正统意味的称呼，而仅仅使用“唱自己的歌”这样一个与“校园歌曲”难以区别的称呼，包括陶晓清主编，皇冠出版发行的专刊也未采用“中国现代民歌”而使用“这一代的歌”。
此外，陶晓清本身的电台节目“中国现代民歌”，也在“中广”当时的总经理坚持之下，改名为“中西民歌”，而与《滚石》合办的年终排行榜在1979年之后的上榜歌曲更几乎清一色是“校园歌曲”，《滚石》杂志更转化为1980年代引领国语流行歌曲风骚的滚石唱片，中国现代民歌本身已不能成为可以凝聚力量的招牌。
对主导的陶晓清来说，此刻现代民歌成为流行歌曲已是既成的事实，“不管古诗词或新诗词谱曲，创作歌曲或校园歌曲，都是流行歌曲的范畴”（熊传慧语）。
建构一个非营利性的现代民歌推动组织的想法并没有断，1980年，“歌词作家学会民歌委员会”成立了，这个以中国现代民歌推动者为主而形成的组织又名“民风乐府”，这可说是第一个以现代民歌为主体而形成的推动团体。通过以活动养活动的策略，民风乐府举办了大型演唱会以及小型个人专题演唱会，乃至新作品的征选竞赛与发表会，希望使现代民歌“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下去，而不只是想让它轰动一时然后就结束”。
“民风乐府这个名字，是由陶晓清当时在台大教书的好友方瑜取的。1980年，方瑜在《我对民风乐府的期望》一文中说道：“……不常见面但很知己的朋友陶晓清，打电话来，要我为现代民歌的聚会想个好名字。听着她爽朗清润的声音，很自然地就想起民风乐府这四个字。”
陶晓清在2004年回忆道：
民风乐府曾经在1981年的7月到1982年的8月间，在声宝视听图书馆举行过一系列的小型发表会。节目除了演唱，还有创作人对作品的解说。小小的会场每次都挤满了年轻的观众。几乎所有的创作人都曾在这个小空间出席过作品发表会，梁弘志与邓禹平只是其中的两位已经离开我们而远行的朋友。
民风乐府这个名称一直深受民歌界朋友的钟爱，不过后来我们想独立出来，就去台北市政府登记成为业余演出团体。当时被逼得非要在名称上加一个尾巴在“歌舞团”或“综艺团”中，我们选择了综艺团。然而我们心中一直觉得很不开心。直到1995年举行过了“民歌二十年”演唱会之后，“民风乐府”正式转型成为“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一转眼又是将近十年过去了。
平日民风乐府并不存在，而只有在活动的时候才“临时成军”。1983年，陶晓清结识“双溪启智文教基金会”的总干事方武，合作举办了“牵着他——为双溪启智文教基金会义演”演唱会。名字来源于赖西安为这次演出而写的歌《地球的孩子》中的一句歌词“牵他的手，牵着他慢慢地走”。为双溪举行的义演共举办过三次，节目单上印着这些名字：黄韵玲、于台烟、曲佑良、林良乐、范怡文、殷正洋、庾澄庆、曹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