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开
（1970年代的台湾现代民歌运动）
疆界本身的阻隔感，在这穿梭过程中逐渐变得通透；而疆界与疆界之间的野地，也长出一些花花朵朵，可能不起眼，但，那是生命出发的地方。
——纪实影像导演《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作者张钊维
1970年代是台湾社会最动荡的年代，也是台湾文艺思潮发展与反省的年代。
台湾的经济刚刚开始起飞，虽然在经济上拥有傲人的成绩，但在政治地位上却面临迷失自我、饱受打击的困局。从1971年退出联合国到1978年的台美断交，以及陆续与日本等30多个国家断交，台湾社会呈现出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中包括蒋介石逝世。
台湾民间社会的反对力量逐渐浮现，开始对权力集团进行挑战。在动荡不安中，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大多选择离乡背井，而更多的人留下来，走上另外一条路，那就是自发唤醒民族意识的道路。大学生组织服务团，上山、下海、下工厂，知识分子掀起反对崇洋媚外、争取自强的民族主义风暴。1972年以陈鼓应、王晓波为代表的台大师生公开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及台大学生郭誉孚血书“和平、统一、救中国”在校门口刎颈，使台湾民族主义运动空前激烈。
1971年因钓鱼台归属问题所引发的“保钓运动”，可以视为台湾青年学生、知识分子首度对台湾政治处境展开的集体式发言。在海外学子及岛内知识分子的热情参与下，“保钓运动”对外成为一种民族主义式的集体宣泄，对内则引发台湾横跨1970年代的思潮大论战。
文艺思潮总是紧紧跟随在社会思潮之后。
如果说1960年代的台湾社会处于狂热的西化之中，那么1970年代的台湾社会则属于民族意识与乡土意识的觉醒期。强烈的失落感体现在文化上，促使人们努力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在文学方面发生了“现代诗论战”（1972）、“唐文标事件”（1973）与“乡土文学论战”（1977），使诸多原本对现代派怀着一片虔诚的文学青年反戈成为乡土文学阵营中的骨干。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矿工画家洪瑞麟描绘矿工的画，学西洋绘画的席慕德绘制的风情民俗画，许常惠教授的民族音乐，林怀民的“云门舞集”，郭小庄的京剧改革等等均为台湾文化的各个领域打开新生命的通道。1976年媒体大幅报道素人画家洪通与民间雕刻家朱铭，1978年“云门舞集”邀请陈达从恒春到台北，为新舞剧《薪传》演唱《思想起》的老台湾民谣活动，都使得台湾的本土文化逐步被重视并挖掘出来。
关于“乡土文学论战”的诠释，杨照的观点是：乡土派真正的对手其实是庞大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不是现代主义。“乡土文学论战”面临政治上的打压、查禁，终于消沉而告结束。
本土的画家洪通被美新处、艺术杂志、副刊等炒热之后，有人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洪通说——“到美国开画展”——本土化运动并未如先驱们想像的那样，这场论战没有赢家，现代派是没落了，而乡土派也如彭瑞金的感慨：“说来是有点矛盾的，拼命护守的阵地，敌人撤退了，自己也撤走了。”
这场思潮大辩论，最大的收获是唤醒了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觉醒表现在流行音乐方面，就是著名的台湾现代民歌运动。虽然一些民歌手曾经表示，自己从事中文歌曲的演唱创作与保钓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并无直接关联，但在大环境之下，民歌的发展却无法脱离台湾的历史环境独自存在。
另一方面，1959年以前，台湾人口因政治、经济的原因增加过速，1959年以后开始减缓，之前出生的婴儿潮正好在1971年开始进入国中、高中、大学。1970年代的台湾，学生读书的目的只有“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而大学联招的录取率在那个时期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学生没有选择地选择了一种近乎无可奈何的生活。新闻媒体或文艺作品中充斥着强烈反共却又思乡情愁的情绪，“年轻人除了一再复制老一代外省人落荒而逃的莫名恐惧，很难在生命的欲望及活力中找到什么出路”（杨祖君语）。电视每晚10点以后停播，年轻人在电视中能看到的除了当权者一再严厉指责的“靡靡之音”，就是琼瑶式你死我活的爱情悲剧，或者身着亮片晚礼服被规定不准摇摆身体和臀部的歌星演唱。幸运一点的年轻人还可能读到《文星》杂志、乡土文学、1930年代的影印小说，但大多数年轻人的精神生活都贫乏而窒息。还有一些幸运的年轻人可以购买到由美军电台工作人员盗拷出来的美国排行榜塑胶唱片，而大多数家庭不允许孩子在念书之余听音乐、读小说，因而家中能够拥有一台电唱机的年轻人只占少数。大多数的学生只能偷偷从电台收听当时余光、陶晓清主持的美国最新流行歌曲排行榜节目，那些歌曲中充满的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以及思想解放，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是不可能接触到的。
现代民歌运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这些学生的生活，同时在经济上由于出口工业的成功，台湾人消费能力增强，三五百元一把的吉他，多数学生都可以负担，“唱自己的歌”的口号逐渐开始流行。
民歌咖啡厅即民歌餐厅兴起，在驻台美军逐年撤减、热门乐团逐渐失去主要表演场所之际，这种新形态演唱方式与场所的结合，成为现代民歌发展的重要前提。从最早的野人、哥伦比亚、洛诗地到木门、稻草人、幸运草、艾迪亚等，为一群专职或兼职的民歌手提供一展身手的空间。以1973年开业的艾迪亚为例，其发展已超出以餐饮服务为主的格局，而形成如导演赖声川所说的“大家都知道要去艾迪亚就是要听音乐，要听音乐就是要到艾迪亚，常有许多从外国来的职业乐手到艾迪亚来玩音乐”。通过这些民歌餐厅，自弹自唱的民歌手得以聚集起来，而创作歌曲的想法与行动，也在这些场合逐渐浮现。
1973年的哥伦比亚大使馆咖啡厅，胡德夫在这里驻唱，“洪小乔在整理歌谱，张艾嘉逃学坐在那边，胡茵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吴音宁《有音荡的地方》），李双泽边喝酒边等待着胡德夫工作完成，一起去洛诗地铁板烧玩他们最想玩的音乐。或许1974年的某一天，赖声川在艾迪亚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当时仍在台大哲学系读书的丁乃竺正在台下端盘子，杨弦背着吉他在来的路上，而吴楚楚坐在一旁给吉他调弦，为即将上场做准备——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代，同样有酒有音乐有朋友，却不是同一种酒、同一种音乐、同一种朋友。
民歌餐厅是许多歌手的原点。大多数流行音乐的歌手都有在民歌餐厅驻唱的经历，在民歌餐厅演唱时被唱片公司发掘的也不在少数。现在，民歌餐厅已经式微，木船的最后一家民歌餐厅也已宣告结束。
如蒋经国在1980年代“解严”前说过的那句话：时代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