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这一文艺形式的特性，在于即使作者本人，也不能将某种特定的阅读模式强加给读者，这正是小说作为一种鲜活的文本所赖以存在的生命线。即便是作者已无法确定的神话、传说以及故事等等，也无不如此。
令我产生危机意识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海边的卡夫卡》发行仅仅四天之后，河合隼雄便盛赞“我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物语小说”。河合隼雄作为日本文化厅长官，是策划国家意识形态战略的领衔人物。自2002年4月起，由文部科学省编撰的《心灵笔记》开始向国内所有义务教育制学校颁布，而河合隼雄正是这套国家指定道德教育教科书的监修人。
2002年9月14日，河合隼雄在“日本箱庭疗法学会”发表了盛赞《海边的卡夫卡》的讲演，其主要部分不仅被前文提到的《达·芬奇》杂志引用，2002年12月号（11月发行）的《新潮》杂志更是作了全文刊载。国家机构的行政长官为一部小说摇旗呐喊，这一行为非比寻常。
河合隼雄的讲演中，我认为最危险的部分是结尾处。
忘了提及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当回归到现实世界的卡夫卡少年说“我还没弄明白活着的意义”时，叫乌鸦的少年便对他说“看画”、“听风的声音”，就是说以此便会懂得人生的意义。画，换用我们的语言来说便是意象（image）。也就是说要关注意象，并且要聆听风的声音，这一点十分有趣。在我们的箱庭疗法中，便十分重视意象的观察。聆听风声的能力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否则，就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箱庭疗法治疗师。我的讲演就此结束。（《新潮》2002年12月）
通篇讲演的内容，最终归结为对于意象，并且是“聆听风吟”式的身体化意象的关注，而并非对于语言的重视。如果说语言属于人的意识领域，那么意象则属于无意识领域。而身体化的意象，尤其深入地关涉到人的无意识领域。
河合隼雄监修的《心灵笔记》正是通过照片、图画等非语言的视觉化“意象”，按照一个特定方向，最终以“爱国”为导向对儿童进行诱导。那么，河合隼雄为何如此推崇《海边的卡夫卡》甚至亲自为该小说担当广告牌呢？这也正是本书所要质疑的一个重要问题。
与我相熟的林少华先生翻译的中文版《海边的卡夫卡》首印12万册，仅一个月便销售一空。该书仅2003年一年间便热销42万册。每当我访问中国向那里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询问起对该书的读后感时，“解脱”、“救赎”、“疗愈”等同样成为他们感受表述中的关键词。此外，于2003年底翻译出版的中国台湾版《海边的卡夫卡》，发行量一举突破10万册。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计算，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100万册以上的行销量。
自1993年起共发行了十余部村上春树作品的美国Knopf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了菲利浦·盖布利尔翻译的英文版《海边的卡夫卡》，短短一个月之后，该书便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在11月30日入选该报评选出的“2005年十佳图书”。《海边的卡夫卡》成为一部跨越国境的畅销小说，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对于《海边的卡夫卡》在海外的畅销，难道可以不假思索地认为“日本文学博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可”、“流行于世界的具有普遍性的日本小说终于诞生了”吗？我不能认同这种观点。毋宁说，在《海边的卡夫卡》受到欢迎的国家和地区，自2001年“9·11”之后，蔓延着一种共通的社会性的精神病理。正因如此，《海边的卡夫卡》才作为提供“解脱”、“救赎”、“疗愈”的商品成为消费的对象。对于这一现象，我无法将其视为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加以认同，这也正是本书一以贯之的立场。
所以，我无法如文艺评论家加藤典洋那样无限度礼赞这部小说，认为“在美国受到高度评价的《海边的卡夫卡》等村上春树的新近作品，将当今日本社会中的困惑、恐惧与不安准确地传递给世界”（《日本经济新闻》2006年1月5日）。
《海边的卡夫卡》这部小说到底具有怎样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又将怎样作用于读者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实现将会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对于上述问题进行追问与探讨，正是一个文艺批评家必须承担的基本责任。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作为一名作家，对于自己的小说有可能引发的社会反响，村上春树始终保持着明确的自觉意识。
这不过是一个假说，我的小说或许在一种混沌（chaos）状态下的社会中更容易被阅读和接受。因为日本是一个混沌状态十分发达的国家，日本人十分自然地生存在种种混沌与矛盾之中。（《村上春树谈话》［下］，由里幸子编辑委员会采访，《朝日新闻》2005年10月4日）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对于“混沌状态”，究竟采取了怎样的姿态与方式去处理和面对？
为了分析河合隼雄盛赞这部作品为“伟大的物语小说”的实质蕴涵，有必要对小说《海边的卡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