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甚至记录，在13世纪后十年，热那亚的商船正来往于里海：早在1291年，两艘热那亚船在寻找经由非洲西部去东方的水路时失踪。尽管走陆路要冒很大风险，而走海运航线又容易被海盗袭击，但国际贸易依然在不断增加。从佛罗伦萨横穿阿尔卑斯，去佛兰德省北部贸易城市布鲁日的陆路，行程约七百多里，这段路程经常要花掉两到三个星期的时间。海上行程途经比萨港和比斯开湾，危险较小，而用两到三个星期的时间，能够往返两次。
像布料、羊毛、谷物之类的货物，都由来自东方的丰富货源补充，这些货物主要是为有权势的贵族和王族们预定的。在主要的贸易中心建立银行，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繁荣，在经营过程中，银行家们在这些贸易中心积累了大量资金，他们很快开始了有息贷款，尽管教会禁令不允许放高利贷。许多银行设法通过负担费用的方式来规避教会的禁令，可是总有损失生意的可能；任何额外费用都只是应对“风险”的付款，因此这根本不是真正的高利贷。其他人宣称他们实际上不是在贷款上收利息。任何应偿还数目的额外增加量，完全都是应支付的兑换率。无论有些人认为这样的辩解有多虚伪，银行业还是很快被认可了。
13世纪末，最主要的银行在锡耶纳，这是一个小城市，位于佛罗伦萨南部四十公里处的山上。可是，在1298年，最重要的锡耶纳银行家、邦西格诺家族（Ｂonsignori family）破产了。破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把巨额的贷款项目，贷给了皇室和有权势的王室，这些人是主要的借贷人，他们的请求经常是不能拒绝的。困难的是银行完全没有能力强迫借贷者归还这些欠款，锡耶纳的银行家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才发现，法律简直是为这样的统治者们制定的。由于在锡耶纳银行业再也没有从邦西格诺家族崩溃中恢复过来，所以佛罗伦萨很快接管了银行贸易。佛罗伦萨的银行贸易很快被佛罗伦萨的三个最重要的家族控制：巴尔迪家族、佩鲁奇家族和阿齐艾乌奥利家族，成为遍及欧洲的最大的银行机构，佩鲁奇公司拥有一个由十五个分行组成的网络，从塞浦路斯一直延展到伦敦。
在佛罗伦萨最兴盛时期的初期，佛罗伦萨的象征标志之一是狮子，偶尔被印在纪念奖牌上的，并不是广为使用的佛罗伦萨百合。狮子不再是一个奇异古怪的标志，因为在这期间，这座城市首次捕获到了真正的狮子，或许是凭借它们与黎凡特取得贸易联系。这些狮子被关在一个大笼子里，放在圣乔凡尼广场，靠近大教堂，这些动物让市民们感到惊奇和自豪；它们偶尔的吼叫声，在街道上空回荡，被迷信的人们看成是某种预兆。在14世纪中期一段时期里，这些狮子被搬到德拉西尼奥列宫后面的一处地方，关它们的笼子被放在那儿的街道上，这条街就是著名的狮子路口（Via dei Leoni ）。尽管它们很讨人喜欢，以及在市民心中有很重要的形象，当时的佛罗伦萨也没采纳它们作为城市最有成就的硬币标志，这个荣誉落到百合花身上。
佛罗伦萨银行业的威望，以及值得信赖的银行家们，使城市形成了流通机构。早在1252年，佛罗伦萨就已经发行弗罗林（金币名），相当于五十四格令英制最小重量单位，等于0 0648克。——译注，就是通常所说的弗罗林。由于它不变的黄金含量，以及被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广为使用，14世纪期间，弗罗林被当成是标准货币，在欧洲各处流通。这对银行家来说，是相当有利的，不然，银行业就不得不处理各种不同货币间有弹性的兑换率幅度问题。
就是在这个时期，佛罗伦萨建立了近代资本主义基础，证实了商业实践，发展了多种银行技术。同时，发明了复式记录的登录账目（首次出现在1340年），信用借贷形式（就是，把信贷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不用与之相配的资产抵押）被开创出来，分类账的转账和账款的汇兑得到了发展。尽管有这些进展，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们仍很快重蹈锡耶纳的覆辙，为那不勒斯国王罗勃特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开设信贷账户。1340年，欧洲遭遇经济萧条，国王根本无法偿还他们的债务，辜负了他们。这期间，爱德华三世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著名的英法百年战争，据估算，他欠佩鲁齐银行“一个王国的价值”。结果，佛罗伦萨的三个主要银行相继迅速破产。
甚至在这场大灾难之前的14世纪初，佛罗伦萨共和体已经进入变化无常的历史时期，借助政治力量，以暴力的方式时常变更掌控权。人们分成两个主要党派，归尔甫派（教皇派）和吉伯林派（皇帝派）。皇帝党派主要从贵族家族中拉来他们的支持者，而教皇派是由富有的商人、教皇成员和下层市民（popolo minuto）支持，下层市民都是普通民众或是劳动阶级。除了有蔑视之意外，教皇派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主要是因为穷人阶级长期严重缺少食物，所以限制了他们的生长，popolo minuto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瘦弱的人。
14世纪初，尽管政治上如此地不安定，却是佛罗伦萨最早的文化黄金时代，只在半个世纪之间，这个城市里就孕育了三个意大利最著名的作家——但丁（Dante）、薄伽丘（Boccaccio）和彼特拉克（Petrarch）。他们冲破了文书员的传统，选用托斯卡纳方言写作，而不是用拉丁文。这不仅仅确立了托斯卡纳方言为意大利语的标准形式，还通过教会语言不能比拟的分散的文学作品，介绍非宗教的人文主义者。非宗教的人文主义也被这些作家饶有兴趣地追求着。比如彼特拉克，因寻求古典作家的手稿而著名，这些手稿在遍及欧洲的修道院里放置很久了，已经被遗忘了。另一方面，薄伽丘，因他的《十日谈》而声名远扬，这是一组有时猥劣，有时幽默的故事，描写的是他在人民中生活的那段日子里的真实生活，而不是按当权者（特别是宗教权力机构）认为或认可的那种生活。
那个时期的两位杰出的艺术家乔托和皮萨诺，也住在佛罗伦萨，他们的创作也表现出了人文主义倾向，通过他们的塑像作品，打破当时守旧的形式主义，用可辨认的情感表达方式，去呈现更时尚的、更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像这样一些杰出的人物，把佛罗伦萨带到了文艺复兴的边缘。但是，在它将要更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欧洲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巨大的灾难和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