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比起江户日本时代的商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表现上，明清时代的商人也差了许多。日本商人不仅对政治有深刻影响，在文化教育上，商人阶层对儒学的普及、教育的普及，甚至国学的发展等方面，也贡献卓著。这方面日英文著述甚多，这里不一一细述。（可参见津田秀夫、松本四郎、Luke Roberts、 Edward Pratt.）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江户中后期，各藩陷入财政危机，不少向本地商人或豪农借贷，使一些商人借机主宰大名的财政。1855 年，长冈藩财政严重亏空，不得不找到本地第一号财主、家产二十万两的金井孙兵卫谈判，许诺他一百石的年贡奉、武士的身份，要求他贡献五万两资产解救政府的危机。面对这样的盘剥，换了明清时代的商人是很难抵抗的，他们一般更愿意通过献金换来政府的各种优惠，为日后赚更大的钱打下基础。但金井孙兵卫则断然拒绝。他对政府的财政提出了一系列批判，并指出，如果政府还是这样行为，他给了钱也都烧掉，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他提出了先决条件：由他接掌政府的财政！最后是政府投降，给了他年贡奉三百石的高官，执掌财政改革。（新泻县：799-800.）明清时代的商人，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总之，尽管余著钩勒出中国商人的诸多业绩，但这些业绩比起欧洲和日本前近代的商人来说，未免鸡毛蒜皮，其意义实在不可夸张。
余英时等一批学者试图通过儒家的“工具理性”与现代经济的接轨，来回答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其实，这种所谓“工具理性”，并不是现代中国所急需的东西。他们在这方面的学术努力，如果被执之为一个文化坐标，就会误导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走向。这当然也不能责怪他们。整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不断在问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现代化中那种“工具理性”？传统派的“原教旨主义者”们，更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误导简化，称中国文化在精神价值上超过西方，但是在“工具理性”上略逊一筹，只要在“工具理性”上和西方现代文化接轨，中华文明就能超越西方。可以说，这些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精神传统中的核心问题。生活于其中的知识分子，也无时不受之塑造、在自己的学术中回答这样的问题。
但是，这是个肤浅的问题，甚至错误的问题。现代中国并不急需挖掘传统中的“工具理性”，而是需要思考怎么把这种如脱缰之马的“工具理性”纳入一个良好的道德和社会秩序。看看山西黑窑案和广东河源市打死讨薪民工的事件，任何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不过是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冰山的一角，绝非两个没有代表性的特例。发财致富的“工具理性”，早已经到了把人“工具化”到了不是人的地步。
在讨论韦伯的学说时，新教中“前定论”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往往被中国学术界简化为一个“工具理性”。这实在是对基督教精神传统的漫画化。所谓“前定论”大致是讲：你死后进天堂还是下地狱、你是否是“上帝的选民”，早已经被上帝决定了。你在此世中如何行为、取得什么成就，对上帝给你“前定”的命运不能产生丝毫影响。韦伯分析说，当人们相信这一“前定论”时，因为不知道死后的归宿，心里产生了极度的焦躁和恐惧。于是，他们拼命地在自己的生活中观察自己是否有进天堂的迹象。比如，他们相信：自己在现世的成功，说明了上帝的信托和安排，这可能就说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为了获得这种进天堂的迹象、缓解可能下地狱的焦虑，他们就拼命赚钱，发展出我们所谓的“工具理性”。
可惜，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往往忘记了一点：发财并非新教徒们心目中唯一的进天堂的迹象。把人在现实中的什么行为解释为“上帝选民”的证据，是由社会主流的文化框架和价值观念来决定的。社会如果把财富当成最高价值，当然当企业总裁就是日后进天堂的先兆了。但是，如果社会强调人的德行，那么人们在同样的心理压力下，追求的就不一定是财富，而是美德。马丁·路德学说的一个道德上的意义是：你做好事行善，并不是为了谋取上帝的奖赏。你死后的命运早已被上帝所预定了，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也不能改变这一点。那么，你在人间的行为，就不是和上帝的交易——似乎你好好表现，死后上帝会提拔你一样。上帝不屑于做这种交易。你的准则只有一个：上帝对人类有无限的爱，你要时时感念这种爱，本着上帝的荣耀(God’s grace)，爱你的邻居，不问任何功利性的后果。这种把自己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爱也推广到对别人的爱的信念，和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家庭之爱推己及人的哲学，不无殊途同归之处。在清教徒的世界里，自己日常生活中是否有这种美德，更是上帝恩宠的证据。上帝按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因此人身上有上帝的标记。经济运作中的“工具理性”仅仅是“前定论”的一个社会后果，而且很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后果。我们不能把“前定论”的道德后果置之不顾。如果一定要用“前定论”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话，那么儒家中是否有能和“前定论”的道德后果接轨的东西，才是更有意义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