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并非泛泛之论，而是讲当时“国人”的培养。关于“入则孝，出则弟”，《论语正义》汇各家之解如下：
《礼·内则》云：“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是父子异宫，则“入”谓由所居宫至父母所也。《内则》又云：“十年出就外传，居宿于外。”《大戴礼·保传》云：“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艺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是“出”谓“就传”。居小学大学时也。
这一段解释是说，古代“国人”的教育，是孩子八或十岁就和父母异室而居。古代部族中未必有现代的核心家庭的概念。孩子在某种意义上是父母和部族共有的。比如，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一直维持着相当严格的制度：孩子七岁后离开父母，生活在军营之中接受教育和训练。因为当时斯巴达人以少数人口统治多数的奴隶人口，随时面临反叛，必须集体军事化才能生存。孩子从小离开父母，免于父母的溺爱，同时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成为在战场上有价值的公民。苏格拉底就曾提出过共产共妻共子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认为只有这样城邦才才能达到真正的一体。亚里斯多德则认为这不现实，违反了天性。(Aristotle: 2002-2009) 读古希腊人的著作，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等，你会感到讨论这种共产共妻共子的篇幅大得惊人。这并不是几个哲人的异想天开，恐怕还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距离由群居到核心家庭过渡的阶段不远，部族共产的生活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甚至有怀旧情绪。对于到底是以部族为单位群居好，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好，人们还很惶惑。中国上古时代这方面的习俗不明。但是，大概也不脱从部族群居到核心家庭这一普遍的发展轨迹（关于这一过程的一般性讨论，可以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尚书·无逸》中提及殷高宗之事：“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 意思是，高宗在即位之前，一直在外劳作，和老百姓一起生活。可见，即使是王子，那时也要“劳于外”，非随父母而居。周灭商是远距离的东征，在商人的土地上武装殖民后，是被人数占优的被征服人口包围，生存环境严峻。孩子特别是男童到八或十岁离开父母而居住，接受部族的教育，恐怕也是非常正常的。因此，才有“入”和“出”的问题。这以现代核心家庭的概念是无法解释的。在现代家庭，和父母乃至兄弟的关系，都是家内关系，说“入”尚可，何来的“出”？而在当时的时代，年轻人在外居住，而且很可能是集体居住。所以回父母家时“入则孝”，在外和兄弟共处，则“出则弟”。
“谨而信”指的是谨慎可靠，讲的是做事有板有眼，我们将留待稍后讨论。“泛爱众”的“泛”字，《说文》解为“浮貌”，引申为普遍之义。《左传》引此文是用了“氾”，是“泛”的一个异体字，《说文》解为“滥”，是泛滥之义。其意思是人要从小在孝弟中培养爱。这种爱，长大后从亲情中自然流溢出来，遍及众人。所以孔子一方面说“仁者爱人”，一方面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乎？”
“而亲仁”一句，是指年轻人在外，要和多和仁者接触，以学正道。这和《论语正义》中的解释，大致不差。后来孟母迁居的故事，实际上也是遵循同样的道理。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句，则证明了我对“学而”一段的解释。在初民社会，“学”者为非常特殊的一个阶层。“学”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资源，以应付书写用具之需，而且必须有特别的资质，并非谁都可以“学”。前面讲的几步，都是每一个“国人”的子弟（男孩儿）的教育过程。不过还不是“学”。只要孝敬父母，尊敬兄弟，泛爱众人，并与仁者频繁接触后仍有余力，才可以“学文”。也就是说，即使与“仁者”频繁接触，还不一定是“学”。“学”仅仅口传心授不行，必须接触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技术，那就是书写文字。所以“学”是“学文”。这里的“文”，有解为古代遗文，有解为道艺或者“六艺”。皆通。
总之，出入孝出弟是做人基本的准则，“学文”则是更高层次的活动。那么，“学文”以后，是否导致了更高的行为准则呢？我们前面曾提到《荀子?子道》在这方面的有所论述：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 则儒道毕矣。虽舜不能加毫末于是矣。 孝子所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命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 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
这段话大致可以译为：回家孝敬父母，出门尊重兄长，这是人的最低的行为准则；对上恭顺，对下亲和，这是人的中等的行为准则；遵从道义而不遵从君父，则是人最高的行为准则。如果自己的意愿能够根据礼制而获得安宁、言论遵循法则，那么儒家之道就完满了，即使是舜［这样以孝闻名天下的圣君］，对此也是无话可说的。孝子不从父母之命的情况有三种：如果从命则陷亲人于危险之境，不从则使亲人平安，那么不从命就是为亲人的利益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如果从命会使亲人蒙受耻辱，不从则使他们获得荣耀，那么不从就合乎道义；如果从命会身陷于禽兽之行，不从命则能修养品德，那么不从命就是虔敬之行。所以，应该从命而不从时，就没有尽孝子之道；不该从命却从了，则没有为父母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能够理解从和不从的道理，就可以做到恭敬、忠信、正直、诚实。信守这些节操而谨慎行为，就是大孝了。
荀子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和孔子的时代有了本质的不同。背对背的社会，已经成了既成事实。维持面对面的小共同体那套家庭伦理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作为对现实的回应，荀子的这些思想：显然超出了孔子。人必须有独立的道德判断，有根据这种判断进行选择的自由，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真正承担责任。父君与父道君道有了分离的可能。这是儒学的重大发展，离宪政精神已经非常近了。可惜，历史没有给儒学在这条路上发展下去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