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孔子这样一位充满智慧的人，为什么如此强调孝道？从我们讨论过的《子路》中孔子和叶公关于“其父攘羊”的对话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孝道所带来的公共秩序的难题和道德困境并非没有意识。我们这些没有经历他的时代的人，必须设身处地，给他最充足的正当理由（即英文中所谓的the benefit of the doubt）。在我看来，他在当时的社会转型中，感到的最大压力是：通过诸侯之间的互相兼并，由赤裸裸的权力理性操纵的背对背的社会，日益替代了建立在家族血缘之上的面对面的小共同体。通过权力理性来实现一个人的贪欲、进而把其他人的生命当成这一个最高权力的工具，和在礼让原则的约束下、维持小社区内的亲情、给每个人以自我完善的自由，这两种社会哪一个更理想？当然是后者。孔子选择了孝道，是把人性置于权力理性之上。在这一最大的问题上，他并不糊涂。
但是，他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一个好的制度中，权力理性是可以制约的，绝对权力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社会从面对面的小社区过渡到背对背的大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大世界中所产生的公共秩序问题，绝非小社区中基于家庭感情的伦理所能解释和解决。其实，奠定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克里斯提尼，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的雅典，正走向一个背对背的大城邦。但是，人们对家族的忠诚，还是高于对城邦的忠诚。这样，城邦政治只能是大家族之间的私斗。所以他设计的民主制度，通过选区的划分，把家族的势力范围打乱，使人无法通过家族关系实现自己的利益，最终确立了平等的公民对城邦的认同。孔子的政治想象力，似乎跳不出家庭关系的限制。《论语》中也很少提到和雅典公民身份最接近的“国人”的政治角色。他绕开了“国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从这种关系中可能生成的新的公共秩序，试图把孝道延伸到政治中。这等于强化了个人没有选择权利的等级秩序、淡化了陌生人之间的纽带，当然大投后来君主专制的胃口。任何专制主义都希望人们保持着强烈的等级观念，放弃自己的选择权利，成为被动的政治人。专制秩序也要求被统治者割断彼此之间的纽带，这样就无法联合起来反抗专制的权威。所有这些，恐怕都是孔子所意想不到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西方文化重个人，中国文化重群体等等，是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在古希腊，个人必须在政治体中界定。脱离了城邦无所谓个人，城邦永远高于个人。这比起以家庭来界定个人的中国文化来，“群体”的单位更大。所以，从公共秩序的角度说，中国人相当自由。你除了家庭利益外，几乎可以什么都不管。在中国的大街上，人们见死不救，甚至围观看热闹，自由得很，但是在美国的许多地方，见死不救就犯法了，因为公共秩序和责任高于你的个人自由。说西方人不重视家庭更是荒唐。不久前，我在波士顿附近的家门口看见一辆私人车上写着一行长长的标语：“从一百年后的角度看，你今天开什么车无关紧要，你挣多少钱也无关紧要。有关紧要的是你怎么培养孩子。”这也就是说，你怎么培养孩子，关系到百年后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你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给自己带来了多少舒适，而在于你对人类共同体的贡献。这难道不是家庭价值吗？所不同的是，西方人从人类共同体的公共秩序来界定家庭价值，儒家传统则以家庭价值来界定人类的公共秩序。一个是公，一个是私。说中国人自私，并非没有文化的根据。
简单地总结，可以说，儒家的思想中有宪政的潜力，孔子至少比生活在宪政时代的钱穆离宪政更近。孔子的悲剧，在于他的学说后来被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所利用。但是，他之所以被利用，也说明他的学说本身提供了可以被利用的东西。对此，孔子本人并非没有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