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政府和全体雇员对弱势群体的权力和感情特别敏感，包括外国移民、美洲土著、还有小猫小狗、森林植物、濒危物种。不过，我是缺乏这种敏感性。我的思维水平只限于关心考虑何时重整警纪严禁逼供信。
不管怎样，梅费尔德特工和我虽然有时不合拍，但是确能不时相互交流，而且我还注意到从去年开始我们俩就互相取长补短了。凯特说话也粗俗多了，动不动就骂人是笨蛋，我也开始关注人们的内心痛苦，包括白痴和笨蛋。
我们到了联邦26号楼，我付了车费，又给了阿尔达拉5美金的小费，补偿他一路上的紧张。
我们从百老汇的入口进去，走入41层高楼的大厅里，直奔安全电梯。联邦广场聚集着形形色色的大小衙门，一半的衙门专司收税，供养另一半衙门。二十二层到二十八层是各种司法和情报机关办公地。有几部专用电梯和外界连通，厚厚的插卡大门把电梯和大厅隔开，门后有卫兵站岗。我像往常一样向卫兵飞快地扬了一下卡，然后把密码打入键盘，门应声而开。我和凯特进去后，走向电梯，电梯并排有七部，在二十二到二十八层之间上上下下。到了这里卫兵们对我们的证件不屑一顾了。
我们进入一部空电梯，向二十六层升去。我对凯特说：“准备好分别被叫进某些人的办公室。”
“为什么？你是说昨天夜里有人盯梢？”
“我们会弄明白。”
二十六层到了，电梯门一开，外边是一个小客厅。没有保卫人员，也许没必要再设岗，因为已经进到内部这么远了。
不过，头上都安装有摄像机，不管谁坐在监视器前每小时都挣六美金，所以尽管没有什么值得寻找和观察的线索，他们也不会打盹走神。
还有一个严格的程序，我和凯特必须再次将密码输入键盘，才能进入自己办公的走廊。
公平而论，联邦26号楼22层到28层的保安措施是到位的，但也不是无懈可击。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个恐怖分子，就能用手枪顶住凯特的后背，大摇大摆地进入走廊。
事实上，大楼里的安全措施近二十年来一直没有改进，尽管，证据表明，一场特殊战争日益逼近。美国公众也只是影影绰绰觉察到战争的阴影。华盛顿没有人正式或非正式地知照政府相关部门世界新动态，没说明白，一场战争正指向美国及其盟国。
华盛顿和新闻媒体把每一次恐怖袭击看成孤立的事件，彼此没什么联系，充其量不过是几个政客的拙劣表演。其实如果你好好分析一下，你会发现其中的共同之处。看来必须有人去调动军队造声势，或者大声疾呼，否则难以唤醒国人。
至少，这是我的看法，这个看法是我来到这里近几年形成的，毕竟，我是个局外人，旁观者清嘛。警察习惯于寻找共同的蛛丝马迹，借以判断是连续杀人作案或有组织犯罪。显然，联邦调查局把恐怖袭击看作是一群乌合之众，心怀不满，歇斯底里大发作。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凶残亡命行动全是有人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的。这些人深夜伏案在行动计划上奋笔疾书，想方设法破坏我们的宁静生活。
然而，我的看法没被人们接受，就是在22层到28层工作的大多数人，也不以为然。否则的话，为什么没人把这个观点记录在案，没人带到会议上去研讨。
我在饮水机前停步，水箱里的水嘶嘶作响，我对凯特说：“要是上司或技术职责办公室询问你最明智的就是讲实话，除此之外别的不说。”
她没回答。
“如果你说谎，我也说谎，咱们俩的谎话肯定对不上碴儿。事先不排练，只有说真话才能使我们免于请律师。”
“我知道，我就是律师。但是 ”
“喝水吗？”我提醒，“我提着把柄呢。”
“谢谢，我不喝。”
“我不会强按你的头喝水，保证。”
“约翰，一边去，净瞎扯。听着，我们确实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