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破坏日本安定的两大毒害，即“下克上”与机会主义，又出现了。首先从中国传来消息说又取得一次大捷，陆相杉山因此提高了和谈的要价；其次，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出乎意外地不顾近卫和参谋本部的明确命令，在北京建立起傀儡政权。虽然参谋本部在石原敦促下仍然主张与蒋介石谈判，但陶德曼的努力白费了。在中国大使在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后，中国坚持说日本的条件范围太笼统。日本人认为这是中国有意回避，而本来就缺乏灵活性的日本人也就失去了耐心。近卫断定蒋介石并不真想谈判，决定采取走捷径的办法，即直接与那些“理想跟日本相同”的中国人打交道。1938年1月16日，他宣布：“帝国政府将停止与中国国民政府交涉，而将期待新政权的建立与成长，求得合作。”
这个声明遭到知识分子和一些自由主义国会议员的猛烈抨击。石原也警告近卫说，这种政策必将带来无穷的后患。这些抨击迫使近卫首相重新考虑其立场。他开始认识到，他的仓促声明可能使日本采取毫无灵活性的或战或死的政策—用全面战争解决是他最不愿意采取的办法。由于左右为难，疑团满腹，他考虑自己是否应该辞职。但朝廷官员却劝他干下去，否则，中国人会满有理由地认为他因为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而辞职，这样就会比以往更难以取得他们所希望的解决办法。
最后，近卫终于看清，陆军自己在中国问题上也没有既定政策，只是随着形势而漂浮，但是，他无法得到关于统帅部情况的可靠情报，他只好眼看着中国形势的逐渐恶化。
陆军以国防为借口提出制订一项国家总动员法，其目的在于排除国会对战争措施的最后一点控制权，并把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向高效率的战时经济。陆军发言人颇有说服力，而且也不是没有理由地提出，日本是个人口过多的小国，几乎没有自然资源，周围又受敌人—苏联、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包围，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动员全国力量。国会于1938年3月通过了这个法案—事实上，国会是投票赞成自己向陆军投降。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评论道：“丧失给日本陆军的自由，永远丧失了。”
还借用了过去两个口号让国民在思想上为征战东亚做好准备。这两个口号一个是“国体”，另一个是“皇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皇道”
却与不久前被粉碎了的集团相联系上了。“皇道”本来的意义此时却被歪曲为通过日本控制东亚去建立世界和平与秩序。
不管是“国体”还是“皇道”，二者都强调天皇与国民的父子关系以及天皇的神威。这两个口号正在唤起千百万热衷于圣战的人去把亚洲从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下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