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流产的“锦旗革命”还是达到了其目的之一：在后来的几年里确保了满洲冒险的成功。这件事使许多日本人深信，政界与财界确实腐败，理应支持军方带头的改革。与此同时，却也产生了一个恶果，那就是改革运动中两翼开始分裂。由新闻记者组成的绰号叫“统制派”的一翼认为，单拿下满洲还不够，因为要防备苏联的可能进攻，必须控制中国本部。另一翼即外号叫“皇道派”的北一辉的追随者则认为，这种新的扩张是愚蠢之举，因为满洲实现工业化后，就足以成为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强大堡垒。
比较年轻的富于理想的军官属于后一派，较有资历的军官和陆军省的要员们则支持“统制派”。那些更为激进的国粹主义派则主张立即进行暗杀。例如，每个“血盟团”的成员都保证在1932年2月11日前后最少谋杀一个“腐败”的政界或财界要员，以庆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第五代后裔神武天皇登位二千五百九十二周年。被列入谋杀对象的人员中，包括藏相井上准之助。他是个直率的人，经常反对给陆军不断增加拨款。那个被指定去刺杀井上的刺客在一处偏僻的海滩上练习射击，他比原定计划提前四天就在人行道上向井上打中了三枪。不到一个月，第二次谋杀又在类似情况下发生了。当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男爵跨出汽车门时，一位年轻刺客把手枪捅了他的后背一下便扣动扳机。
对这些人的审判再次给日本公众提供了戏剧性情节和宣传资料。在日本历史上曾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比诸受害者，凶手更受人同情。一个人会被刺杀，难道不正说明被杀者缺才少德吗？为崇高目的而杀人的凶手不正是为了保护平民，反对暴虐吗？虽然铁证如山，两个刺客却未被处决，只判了无期徒刑。很明显，用不了几年，他们就会被假释的。
5月15日，星期日，琢死后仅两个月，两辆出租汽车在东京靖国神社侧门前停了下来。这个神社是专为纪念战死沙场的所有日本将士修建的。九名海陆军军官从车内出来朝天照大神行了鞠躬礼，然后带上从和尚那里买来的护身符再登上汽车。两辆小汽车直奔首相官邸。他们冲过警官的拦阻闯进首相犬养毅的办公室。首相是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个子矮小，留着山羊胡子。老人镇静地把这些不速之客领进一间日本式的房间。他们有礼貌地脱了鞋子坐下来。正在那时，一个在走廊上走失了的同伙手持短刀冲了进来，喝道：“少说废话！开枪！”语毕，他们个个都朝这位曾经反对征服满洲，始终拒绝承认捏造出来的满洲国傀儡政府的勇敢矮小老人开枪。之后，凶手们便乘出租汽车前往进攻警视厅。但正好是星期天，除了几个值班警官外，没有别人可杀。在投降以前，凶
手们朝日本银行扔了一颗手榴弹。其他反叛者则在街上散发传单，扔炸弹，炸坏了几扇窗户。
这次政变—即所谓的“五?一五”事件—
失败了，但对凶手的审讯却掀起更大的轰动。审讯一共有三起，一起审讯文官，一起审讯海军人员，另一起是审讯陆军人员。跟通常一样，相当大一部分公众对凶手表示同情，而当其中一位被告宣称他和他的同伙只不过是为唤醒祖国而敲起警钟时，公众竟全体鼓掌。人们对“腐败”一词早已如雷贯耳，他们对那位视死如归的犬养的英灵并不表多少同情。他的死，对政客们是一次警告。
对凶手的同情竟高涨到如此地步，以致有十一万份用血签名甚至完全用血写成的请求宽恕的请愿书，像潮水般涌到主持审判的官员那里。新县有九位青年要求替凶手服刑，为了表示他们的真诚，还寄来了泡在酒精里的九颗小指头。
刺杀犬养的凶手中，有一人表示遗憾，但又说，首相“理应牺牲在国家改革的祭坛上”。另一人宣称：“生死对于我无关紧要。我要对那些为我的死表示沉痛的人说，不必为我流泪，在改革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吧！”
审判的结果完全是可以预料到的。没有一个人被处死刑，被判刑的四十人几乎都在几年后获释。在人民心目中，他们是烈士，是他们的斗士。还有谁会为结束严重的经济萧条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
［1］？还有谁会领导农民和工人摆脱贫困？又有谁敢对腐败的政客、朝廷命官和财界巨头公开进行袭击？正因为这么多人私下有如此看法，使军国主义者和右派的势力继续得到发展。
被周围那种腐败现象惹怒了的富于理想的年轻人，三年来一直在等待时机。只是由于对天皇的崇敬，才使他们没有支持共产主义革命。其中一人受“苍天启示”，毅然独自行动。这个行动甚至对一个还没有完全。
[1]随着美国的经济萧条，日本更贫困了。日本主要出口商品生丝的价格下跌了百分之五十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