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西方人认为，东条大将和其他日本领导人——实际上是为数众多的日本人——同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是一丘之貉，他们不论受到什么惩罚和遇到什么厄运，都是罪有应得。
事过二十五年，日本已经从精神上和经济上濒于全面崩溃的境地恢复过来，在世界之林中重新受到尊敬。可是，人们仍然不禁要问，我们怎么能钦佩和尊敬一个战争时的行为如同野蛮人一样的民族呢？
本书之目的，主要就是要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进而解答关于那场改变了亚洲面貌的战争的其他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个幅员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那样大小的国家要对珍珠港发动自杀性的进攻，从而使自己与一个国力十倍于己的敌人决一死战呢？两国之间的战争是不是像今天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不可避免和非打不可的？打赢那场战争是不是就使美国从此永远卷入亚洲事务呢？
要不是发生了两个情况，我——尽管有我的日本妻子和她家人的帮助——本来是不想写这本书的。这两个情况是日本人对自己不久前的历史所抱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和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文献。除了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已经存有的大量材料外，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曾被隐匿或散失多年的宝贵材料，诸如御前会议和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的记录，过去以为已被焚毁的近卫文的部分日记，以及1940年至1944年2月21日担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杉山元元帅所写的长达千页的“笔记”。
重要的是，日本的一些前文武长官，包括天皇的首席顾问木户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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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爵、天皇幼弟三笠宫崇仁亲王殿下、珍珠港和中途岛战役的实际指挥官草鹿龙之介提督，以及东条的头号心腹佐藤贤了将军等，都愿意毫无拘束和详细地谈他们不幸的过去。几年前，我为写《扪心无愧》一书搜集材料时，只要一触及某些敏感的话题，他们就面带难色，这种心情已完全消除了。此外，他们相信，战后西方人自己有了在亚洲的种种经历之后，对日本过去在中国所铸成的罪恶应该有新的认识。那些参加过这场战争的人，从将军到士兵，也比较愿意谈起他们的错误，说出过去说不出口的话：怯懦、谋害、杀人成性、投降和开小差。
为了准确起见，他们以及每一个与作者交谈过的、其经历被写入本书的人，都阅读了有关自己的段落，而且往往还添加了说明问题的评论。书中的对话并非虚构。这些对话出自许许多多的谈话记录、档案材料、速记记录和当事人的回忆。例如有关历次御前会议和联络会议的大量辩论部分，就是根据杉山元的“笔记”、最近搜集到的官方档案材料、私人日记，以及作者同出席御前会议的木户侯爵、铃木贞一中将、星野直树和贺屋兴宣等人的谈话记录写成的。木户侯爵在天皇每次参加会议后马上就能得到一份关于会议的报告。
我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它没有认识到自己同时在打两种不同的战争：其一是在欧洲，与另一个西方民族及其纳粹主义交战；其二是在亚洲，既要同一个求强图存的侵略民族作战，又要在意识形态上同整个亚洲展开斗争。亿万东方人把日本的战斗看做是自己的战斗，看做是一场种族和肤色的对抗。他们还把日本的胜利看做是自己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胜利。
早在1922年，远东问题权威泰勒?丹尼特就写道：“每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对现在构成远东问题的种种祸患都负有责任。我们大家还是应该永远丢弃自以为公正和受害的无辜者的伪装，以忏悔的心情面对现实为好。”
如果我们这么做了，1941年与日本的谈判就非常可能以和平而不是以战争告终；美国也不会多年来被迫在亚洲成为道义上的警察。而道义上的警察并不是一个好当的角色，尤其是当它自身的道德还正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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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
本书就是按照事情的本来面貌如实写照那些被卷入人类最大规模战争的人们，他们头脑糊涂、自封崇高、不光彩、灰心丧气、充满矛盾和谬论。
我已尽我最大努力让事实本身来说话，如果有什么结论的话，那就是：历史不会简单地给人的教训，只有人类本性的再现，而不是历史的重演。事实说明，立足现在，认识过去，给我们的教益只会更多，而不是少了。战后由于我们自身在亚洲所采取的暴虐行径，使美国人进一步看清了上一代日本人当时的战争行动，这无疑是一个可以引为借鉴的例证。
约翰·托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