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总是叫嚣着要“将清教徒驱赶出英国”，但他自己并未将此付诸实施。到了查理统治时期，主教和亲政者这些英国国教徒，迫切地想在国王的推动下，将清教徒赶出教堂，其中以大主教威廉?劳德（WilliamLaud）为首。劳德提倡等级制度，认为进行洗礼仪式时，要穿白法衣和做十字记号，还需要祭坛栏杆和染色玻璃这样的象征性物体。这些都是清教徒们深恶痛绝的礼拜仪式和制度。劳德和他的很多支持者是阿明尼乌派教徒（Arminian），他们像基督徒一样相信罪人的未来拯救说，而不相信加尔文教的命定论。他们认为不遵守君主的命令是道德的沦丧，并鼓吹查理不经过议会的同意而颁布的“强制赋税令”应该得到实行——关于这点，议会永远都不会承认它的合法性。
1626年，查理未经过议会同意要求枢密院（PrivyCouncil）下令征收苛捐杂税，比如吨税和磅税等等。拒绝缴纳的议员都被监禁，其中有5位议员申请人身保护令（HabeasCorpus），要求国王证明拘留他们的正当性。人身保护令，是指要求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对申请人的监禁的合法性。他们的依据是保障自由的基础性纲领《大宪章》的第29条：
自由人不得被俘获或者监禁，不得被剥夺财产所有权、人身自由权和海关免税权，不得被拘留、流放或受其他任何方式的迫害；未经过同侪合法的判断或者国家法律的衡量，不得将任何人定罪。不得出卖正义与权利给任何人，亦不得拒绝或者迟延给予任何人正义及权利。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争议点，也是议会领导者对王室特权一系列挑战的开始。查理革除了首席法官兰德尔?克鲁（RandallCrewe）的职位，因为他对国王征收的苛捐杂税颇有微词。关于未经审讯而将议员监禁的理由，受枢密院指使的监狱长官仅仅以“这是国王的特殊命令”作为回答。1627年，议员约翰?塞尔登（JohnSelden）律师在“五爵士案”（Five25 Knight"sCase）中提出这不是一个合法的解释，因为《大宪章》称任何人除非经过合法程序，否则就不会失去他的自由。他指出：“‘国王的特殊命令’不是法律，更何况是理由不明的拘留。”对此，总检察长回应道：国王的命令就是法律，“公平正义的精髓都在国王身上体现”。对不缴纳赋税的人进行理由不明的监禁是一种国家行为，是法院不能干涉的王室特权。新任的首席法官尼古拉斯?海德（NicholasHyde）圆滑世故，他同意总检察长的观点，对议员提出的关于未通过议会而征收赋税的合法性，他拒绝裁决，并下令将他们继续关在监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