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爵觉得他的大儿子最好以德国方式接受教育。尽可能多地在各所大学学习：耶拿读一年，莱比锡读一年。那时以伊拉?斯谟的年纪就可以和他一起学习了。然后去维腾贝格读一年法律，如果有机会，以后他就可以在法庭上为保护家庭财产而战。他还要开始学习神学，还有萨克??选区的章程。但弗里茨没有选这些课程，而是注册了历史和哲学课。
于是他在耶拿大学的第一个上午，上的是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的课。费希特讲授康德哲学，幸运的是，他以前一直在努力学习康德哲学。康德相信存在外在的世界。尽管我们只能通过感官和自己的体验感受这个世界，但它终究是存在的。而这，根据费希特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老人的偏好罢了。我们都可以自由想象世界的样子，既然也许我们每个人想象的世界都不一样，也就没有理由相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真实世界了。
在费希特的“醋栗眼”的注视下，这些无法无天的德国学生畏畏缩缩，变成了胆怯的小学生。“先生们！回归你们自己！回归你们自己的大脑！”这些平时傲慢而又喝得烂醉的学生迟疑着，变得十分顺从。每个人从夹克领子后的钉子上取下墨水台。有的人挺直了身子，有的人弯下腰，都闭上了眼睛。有的人还殷切地颤抖着。“先生们，想象你们是墙。”所有人都很专心。“你们想墙了吗？”费希特问，“那么，先生们，现在想象那个墙的想象。”
费希特是个织布工的儿子，政治上是雅各宾党人。他的嗓音轻松自如。“后边左边数起第四个位子上的那位先生，那位好像在受折磨的先生????”
一个可怜的年轻人站了起来。
“教授先生，那是因为耶拿大学教室里的椅子是为那些五短身材的人准备的。”
“我的教授任命要到5月才能确认，我允许你问我一个问题。”
“为什么????”
“讲响一点！”
“为什么我们要把墙想象成我们看到的那样，而不是其他样子？”
费希特回答：“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责任感，而不是我们的想象来创造这个世界的。我们需要这个世界，好让我们有尽可能多的机会来履行我们的义务。那正是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存在的理由。”
秋天多风的夜晚，在灯光的照耀下，耶拿的学生们聚在一起研究费希特，谈论费希特和他的理论体系。他们好像要把自己逼疯了。凌晨两点，弗里茨突然安静地站在乌特耳市场，让其他人继续蹒跚地往前走，他向星空大声说：“我找到费希特体系的毛病了。他的理论里没有爱的位置。”
“你在他家门口，”一个路过的学生坐在鹅卵石上说，“他家是12a，12a就是费希特教授住的地方。”
“他到5月才是教授，”弗里茨说，“我们可以对他唱小夜曲，一直到5月。我们可以在他窗下唱。”“我们知道你的理论体系错在哪里????你的体系里没有爱的位置，没有爱。”
耶拿有各种各样的房子供学生租用。作为奖学金的一种，有些很穷的学生可以吃到免费的食物。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用餐室，他们必须在那里吃饭，并且不能超量。有时旅馆老板为了打扫桌子会催促他们，于是他们不得不好像地狱里的魔鬼一样，抓住最后一点机会狼吞虎咽，这情景真是恐怖。但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不管有多可怜，都有自己的同乡会，即来自同一地区的老乡组成的社团，即便他们的故乡只有一望无际的土豆地。每个晚上，成群的朋友辗转在可以抽烟或不可以抽烟的酒馆之间，寻找其他朋友，接着以同乡会的名义召集起来，一起去报复一次侮辱，或者探讨自然哲学的某一精妙问题，也可能一醉方休，或者如果已经?醉了，干脆喝个酩酊大醉。
弗里茨本来可以住在施勒本，但是已经?过去两小时了。起先他住在约翰娜?伊丽莎白舅妈家，因为舅妈不收他钱。伊丽莎白舅妈抱怨说她很少看到他。“我是多么盼望桌边有个诗人哪。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就写诗。”但是那个冬天弗里茨花了太多时间和他的历史老师、著名的席勒教授待在一起。“亲爱的舅妈，他病了，他的胸出了问题，他的学生得轮流照顾他。”
“侄子，你根本不懂怎么照顾别人。”
“他是个伟大的人。”
“伟大的人是最难照顾的。”
后来他们请来了大学医学教授、首席医生霍夫拉?特?约翰?施塔克。他和他的大部分同事一样，是苏格兰的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的理论的追随者。爱丁堡的布朗医生拒绝放血疗法，并以运动、足量的性交和呼吸新鲜空气的建议治好了很多病人。但是他认为活着并非自然状态，为了防止突然病倒，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刺激如喝酒或抽鸦片来保持体质的一贯平衡。席勒本人虽然也信仰布朗的理论，但他从来都不沾酒和鸦片，而是支起身，把学生叫到床头，记下他的提问：“人们为了什么目的研究宇宙历史？”
从弗里茨负责清空病房的尿壶，包括后来看着教授瘦削的双足最后踏上地板起，批评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才开始在信里描述这个年轻人。那封信是施莱格尔写给比他成功得多的哥哥、文学和美学教授奥古斯特?威廉的。他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哥哥不知道的有趣的人而感到自得。“命运将一个年轻人交到了我的手里，他值得我们无限地期待。有一次他充满激情地向我解释他自己，那真是激情四溢。他说的话超过我们的三倍，语速比所有人的都要快。我们认识的第一个晚上他告诉我，黄金时代会回来的，世界上没有什么邪恶的东西。我不知道他现在的看法有没有改变。他的名字叫冯哈登伯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