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吞了一些阿斯匹林，淋浴刮胡，到楼下街角小店喝了一些果汁和咖啡，等阿斯匹林和咖啡发挥作用后，又走到几个路口外的商店买份报纸，带回火焰餐厅，点了一些早餐准备边吃边看。早餐送来时，宿醉般的不适终于结束，虽然我还是感到很疲惫，但总得调整自己去适应。
报上的内容显然不怎么令人振奋。头版新闻是有关牙买加区的大屠杀事件，一个委内瑞拉家庭遭到枪击和砍杀，四个大人和六个小孩丧生，住宅付之一炬，连邻近房舍都被火波及。证据显示出这个事件可能与毒品交易有关，由于出现这种推论，让一般民众感到事不关己，警察们也不用日以继夜费尽心力努力破案。
体育新闻片的新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纽约两支球队都输。喷射机队惨败，巨人队则以些微差距输给猎鹰队。体育新闻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实在微不足道，至少不会要人命，到头来，谁输谁赢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我就不太在乎那些输赢胜负，但话说回来，我似乎对任何事情都不太在乎。于是我又翻回社会新闻版，看到另外一件与毒品有关的谋杀案件。这起事件发生在布鲁克林区海洋公园，一个曾经数次因为毒品被捕的二十四岁黑人男子，被改造散弹枪射击身亡。这条新闻固然令人不愉快，不过老实说，比起我们球队输给费城队的事，后者更让我难受，虽然输球本身已经无法引起我任何情绪反应了。
第七版有一则新闻吸引我的注意。
一个名叫迈克尔·菲茨罗伊的二十二岁青年，与女友约好去圣马拉契教堂望弥撒。他的女友是演员，主演过的几部广告皆颇受好评，她在四十二街和第九大道一带的曼哈顿广场有一间公寓。他们沿着四十九街手牵手准备散步回她家时，恰好有一个名叫安托瓦妮特·克利里的女子在这一刻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选择跳楼的方式来自杀，她恰好住在有二十二层高的楼上。她向下一跳，根据我们在学校物理课所学过却从来记不清楚的加速原理，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冲撞速度，想要魂归西天实在一点也不困难。对迈克尔·菲茨罗伊来说也是一样，就在这一刻，他正巧走到她落下的位置。他的女朋友安德丽·杜特什并未受伤，但报道中说她受到严重的精神打击，她的反应完全可以理解。
我快速地浏览过其他版面：巴尔的摩市长最近提议让某些药品合法化，比尔·雷埃尔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还有一些不好笑的漫画。但不知何故，我忍不住又翻回到第七版，重新阅读关于迈克尔·菲茨罗伊最后一刻的新闻。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则新闻竟让我的情绪起伏，也许是因为事件发生的地点碰巧离我住处非常近。那位克利里姓女子住在西四十九街三百零一号，我经过那个地方不下百次，昨天早上我前往时代广场一带，准备走访附近旅馆时才刚经过。如果我稍微睡晚一点，说不定正巧可以目睹事情的整个经过。
我忽然想到马库斯·奥雷柳斯书中的话，万事之发生，冥冥中皆如其所应当之势。我试着想像迈克尔·菲茨罗伊的命运，他本来带着愉快的心情正要去女朋友家。报道中还提到，那个压死他的女人今年三十八岁，跳楼前甚至脱光了全身衣服。
人人都说上帝的意旨深不可测，我也认为确实如此。天条中大概注明迈克尔·菲茨罗伊只能活二十二年，而且最佳的死法就是被一个从高空急速落下的裸女压死。
曾有人说过，人生，对于那些靠思考过日子的人像一部喜剧，对于那些凭感觉过日子的人来说却是一场悲剧。对我而言，无论怎么过日子都是有喜有悲，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也逃不掉。
那天中午过后，我打电话给马西隆的哈夫利切克，他恰巧正在座位上。“嘿，我正想着要找你呢。”他说，“大苹果还好吗？”
已经有好一阵子没听人这么称呼此地了。“老样子。”我回答他。
“孟加拉虎队怎么样了？”
我根本没留意他们的输赢。
“打得不错。”我说。
“好。你的事情发展如何？”
“他正在纽约，我一直追踪他，但这城市实在太大了。我知道他昨天威胁了一名女子，她是康妮·斯特迪文特的老朋友。”
“这样啊。”
“是呀，他可真会制造麻烦。不知道克利夫兰那里是否有消息？”
“你是说实验室的结果吧，”他清了清喉咙，“我们在精液中找到一种血型。”
“太好了。”
“恐怕没有那么好，马修。是Ａ型的血液反应，跟她丈夫一样。如果这碰巧是你所追踪的人留下的血型，也并非毫无可能，毕竟这是最常见的血型。事实上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都是Ａ型的。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判定斯特迪文特死时，身上沾的血迹究竟属于什么人，说不定是三个孩子的，也有可能是他用散弹枪自杀时伤口所流出来的。”
“难道他们不能做更详细的DNA比对检验吗？”
“如果在案发后立刻开始进行检验，而不是在拖了一周之后，或许实验室还能够检测出来。按照目前的情况，我们只能证明你的嫌疑犯并未在那女人体内留下精子，而如果他的血型根本不是A型，那么他就没有嫌疑了。”他说。
“这只能证明鸡奸的部分不是他干的，但却仍无法洗刷谋杀的嫌疑。”
“嗯，说的也对。总而言之，实验报告只能做到这样，结果只可能洗清他的嫌疑，但却很难根据血型逮捕他。”
“我懂了。”我说，“真叫人丧气，但我还是会弄清楚莫特利的血型，监狱记录上应该有。对了，今天早晨我寄了一份快递邮件给你，明天应该就可以收到。我找画家绘制了一张莫特利的素描，还有他几个月前在纽约所使用的化名。这样你们去旅馆或机场打探消息时，或许派得上用场。”
他停顿了一阵之后说：“马修，我实在不确定该不该着手进行这些调查。”
“怎么说？”
“照这个案子在本地的发展来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重新开案。即使那个女人体内的精液不是她丈夫的，又能证明什么？也许她有外遇，也许她的男友是希腊餐馆里的服务员，也许她丈夫发现了，因此引发这个事件。重点在于，我们根本没有充分的理由，投入大量人力到这个看来一目了然的案件当中。”
我们又交换了一些意见，我提到只要他能够弄到一张拘捕令，纽约警方就能在莫特利再次行凶前逮捕他。他说他也乐意这么做，但他的上司绝对不会批准。即使上司同意，法官也会认为他们没有证据支持这张拘捕令。
“你提到他威胁某人是吗？”他问,“你可以请她提出控告吗？”
“也许可以。不过他不是直接跟她交涉，而是在她的答录机中留话。”
“这样更好，这样就有直接证据了，就怕她把这段录音洗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