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敲了敲别的房间，没人应门。
但我还是在这栋建筑物里到处看看。二楼，住克鲁兹正下方的，是一个瘦得要命的波多黎各女人，养了五个不到六岁的小孩。客厅的收音机跟电视机同时打开，厨房还有一台收音机在响。五个孩子没一个安静的，其中至少有两个在同时大哭大叫。那个女人倒相当合作，可是她不太懂英文，而且那种情况下，谁也没有办法专心听你说话。
另一边就没人应门了。但是我听到里面有电视机的声音，所以我死命地敲。门终于开了。一个胖得出奇、只穿了一件内衣的人给我开了门，他一声不吭往里面走去，好像知道我一定会跟上来似的。他带我穿过几个堆满旧报纸和空啤酒罐的房间，来到了前厅。他坐在摇椅上，继续看他的运动节目。他电视机的颜色已经不正常了，荧光屏上的记分表一会儿是红色，一会儿又是绿色。
他是白人，有一头长发，以前大概是金色的，现在已经变成了灰色。从他那硕大的身材来看，实在很难估计他的年龄，不过我想大概是在四十到六十之间。他有好几天没刮胡子了，内衣跟床单更是好几个月没换了。他很臭，他的公寓更臭，不过，我还是留在那里问了他几个问题。我刚进去的时候，见他身边半打装的啤酒盒里还有三瓶，但是没一会儿他就喝光了，接着，他光着脚又到冰箱里去拿了半打。
他说他姓伊林，保罗·伊林。他从电视上知道克鲁兹的事，觉得很难过，但并不意外。他告诉我，他一辈子都住在这里，以前还不错，住在这里的人很规矩，尊重自己也尊重邻居。但是现在坏分子搬进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里跟动物园没两样，”他告诉我，“你不会相信的。”
安杰尔·赫雷拉租的房间在一栋四层楼的红砖楼房里，一楼有投币式洗衣机。两个快三十岁的年轻人在那里鬼混，从褐色袋子里拿出一罐罐啤酒往嘴里倒。我问了问赫雷拉住哪里。他们觉得我是警察，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不相信我，两人都耸耸肩，不过，其中一个人告诉我到四楼去找找看。
除了你可以想到的各种气味之外，空气中还有一股大麻的味道。一个黑黑瘦瘦但眼睛却极明亮的妇人站三楼入口处。她身上围条围裙，手里拿了一大捆西班牙文报纸。我问她赫雷拉住在哪里。
“二十二号。”她指着楼上说。“可是他不在家。”她的眼睛紧盯着我，“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知道。”
“那你就该知道他不在这里，门也锁上了。”
“你有钥匙吗？”
“你是警察吗？”她的眼神突然变得很锐利。
“我以前是。”
她笑得很大声，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你怎么啦？被开除啦？因为所有的坏人都被关进牢里，所以你们就没事可做了，对不对？你想进赫雷拉的房间？来吧，我带你进去。”
看管二十二号房的是一把毫不起眼的廉价锁。她试了三次，才找到正确的钥匙。她打开房门，放我进去。天花板上装了一个电灯泡，用一根线充当开关，屋里有一组简简单单的床架。她走了进去，把窗帘拉开，让些许光线透进房间。
我从窗户望出去，又在房间里转了转，打开柜子，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柜子上有一幅镶了相框的照片，还有几张快照。照片里有两个不同的女人，几个孩子。有一张照片是一个男人穿着浴袍在海滩上晒太阳，背后是起伏的波浪。我拿这张照片给那女人看，她告诉我说，那个男人就是赫雷拉。我在报上看过赫雷拉，可是他在这张快照里好像是另一个人。
她又告诉我那个女的是赫雷拉的女友，而另外一张则是赫雷拉在波多黎各的老婆和孩子。那个女人跟我保证，赫雷拉以前是个好孩子。他很有礼貌，房间也整理得很干净，他喝酒很节制，也不会在半夜把音响开得很大。赫雷拉非常喜欢他的孩子，从来不忘记寄钱回波多黎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