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有松饼、培根和香肠。我带他们到位于华盛顿海茨的美国印地安人博物馆。在纽约有好多不同的博物馆，如果你离开了你妻子，你大概有时间一一发掘个中奥妙。
置身华盛顿海茨让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几年前，值勤完毕的我，在这附近喝酒，恰巧碰到几个地痞在抢劫酒吧，在夺门而出的同时，还把酒保打死了。
我尾随他们上街。华盛顿海茨高高低低起伏不平。就在那两个家伙跑下坡的时候，我开枪了，两个人都中弹倒地，但是不规则弹跳的流弹，却把路旁一个名叫埃斯特利塔·里韦拉的小孩给打死了。
这种事是常有的。反正只要你误伤了某个人，警察局就会给你办个听证会。结果他们证明我行为并没有失当之处。
我不知道这个案子跟我离职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我就离开警察局了。无论如何，那个孩子是死在我手上。自此之后，我性情大变，以往平静安适的生活，现在对我来说，完全格格不入。我想这孩子的死，让我发现我早就该调整我的生活方式了。不过，我还是没法确切地说，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我们乘地铁到宾州车站。我跟孩子们说，跟他们在一起让我觉得很愉快，他们说，他们也很高兴。我送他们上车，打个电话给他们的妈妈，告诉她车什么时候会到。她说，她会接孩子，接着又吞吞吐吐问我，可不可以早一点把钱寄给她。没问题，我向她保证。
挂上电话，我不禁想到蒂姆·帕特悬赏的一万块。我摇了摇头，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可笑。
那天晚上，我焦躁不安，于是开始我的酒吧之旅，每个酒吧喝一杯。我搭车到西四街，从迈克尔贝尔酒吧开始，一路往西。我到吉米的一天、五十五、狮子头、乔治·赫兹、比斯乔角等等地方，各喝一杯。我告诉我自己，我真的要好好喝几杯，把我跟孩子们相处时的正经样子卸下来，把我在华盛顿海茨不愉快的往事甩在脑后。
但是，有件事我想明白了。我其实已经开始着手调查这件乌七八糟的劫案了，而我为的只是莫里西悬赏的那一万块。
我还跑到一家同性恋酒吧。店老板叫肯尼。他几乎是无微不至地在招呼那些穿李维牛仔裤跟小背心的人。肯尼很苗条，一头枯黄金发。尽管他脸上有不少皱纹，但是猛一看，你还以为他只有二十八岁，其实，他在这星球上起码活了两倍时间。
“马修。”他叫道，“来我们这里可以放轻松了。把那些法律跟规矩丢到大街上去吧。”当然他不知道莫里西酒吧劫案的事情。坦白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莫里西这家酒吧。在他们这个圈子里，想在营业时间外找到非法的酒吧，根本用不着跑那么远。但是，谁也没有把握那两个家伙究竟是不是同性恋，如果他们没在别的酒吧狂嫖滥饮，说不定他们会在克里斯托弗街附近的同性恋酒吧一掷千金。反正干我们这行的，就是到处走走看看，听听风声，放出话去，等着看能得到什么消息。
但是我为什么要做这行?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呢?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把过去甩在脑后，一切从头开始，或是换种工作，离开这乌烟瘴气的地方，究竟会怎么样。我知道转行并不容易，只是你一在心里有这个念头，你就会用不同的角度看周围的环境，运气到了，你自然就会有改变。也许你的运气不坏，也许很坏。
就在这个当口，有些事情转移了我对蒂姆·帕特·莫里西的注意力，就连赏金的事我都快忘了。
汤米·蒂勒里的妻子被人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