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开始的时候我不得不曾经历这些。我一直对我的律师说：“我们得和新加坡方面谈判，我们必须这么做。”他会说：“不，让我们先试试这个办法：我们有很多谈判技巧。我们会说我们将回英国，这样他们只能来找我们，接受我们的条件。”但是，我对那带来的不安颇为不悦。经过六个月的茫然等待，当我们和新加坡方面开始谈判时，我如释重负。他们确认最长刑期为八年，那意味着我将在牢里呆上五年零四个月。我可以接受。我想我能熬过去，虽然我知道那很艰难。但是，我对监狱条件的预期基于德国的监狱环境。这真是大错特错！
伊凡：你在德国监狱里有张不错的床？
尼克：一张床。一个收音机。一台电视机。一台笔记本电脑。我就是用他们提供的笔记本电脑来写《金融流氓》的。所以我对新加坡监狱的预期是不合理的，但仅就刑期来说，我想我能对付，我对一切都了然于胸了。当然，大多数律师会对你的未来和胜诉的机会作不切实际的描述。我认为大多数律师都喜欢说你爱听的话。我不想听我爱听的话；我想听事实。我想知道事实上将会发生些什么。
伊凡：监禁对你的精神状态有怎样的影响？
尼克：我说过了，好几次我都想在监狱里一了百了。
伊凡：那么糟糕？
尼克：是的。在法兰克福被还押候审的第一周，我被每天关押23个小时。这是正常的，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有本书陪伴着我。没人给我书籍打发时间，这本书是我被捕的时候随身带着的一本汤姆·克兰西的惊险小说。食物被送进牢房，一日三餐，没有任何来访。环境很简陋：墙壁被粉刷成病房的颜色——淡黄色、绿色和白色。墙上有一个收音机，整天播放着一个德文频道的节目。我听懂了几首歌曲，但大部分内容不知所云。所以，我一遍遍地读汤姆·克兰西的书，那一周内，每天读一遍。
伊凡：你记不住它的内容吗？
尼克：记不住。这很奇怪，因为通常每当读完一本书，我基本上可以把内容复述出来。但是，在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各种事件的纠缠让我变得既迷惘又非常情绪化，我坐在那里读上20分钟后竟然会忘记最后10页到底写了些什么。我扫视这那些铅字，神游万里。书只是用来打发时间的工具。在那段时间，我的情绪极为低落。唯一暂时赶走忧伤的事情是律师的来访。这一直陪伴着我度过不同监狱和牢房里的日子。我变得悲伤和沮丧，总的说来，悲伤这个词更确切些。我彻底张皇失措了。我需要退一步来做点什么，否则我就摆脱不了沮丧的情绪，就会被卷入消极的旋涡。我虽然不是智者，但我至少能理性地发现什么是有害的。显然，消极想法给我带来了不安与忧伤。我想撞墙，我想撞茶几，我想把东西扔到地上砸得粉碎。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毁灭的冲动会转变为自我毁灭的行动。我相信这就是有些人自我伤害的原因。当然，我在监狱也曾见到过有人企图用剃须刀割腕之类的事。在德国监狱时，我对此已司空见惯。“企图”自杀，仅仅是“企图”而已。那些人根本不会动真格的！他们只会给自己来点皮外伤。不堪重负时，我明白我一定不能伤害自己。我不会割腕，我不会去用头撞墙，因为疼的是我，而不是墙。但我必须做点什么。所以，我总是花费几个小时来回走动，像念经似的数着步数。
伊凡：你为此着迷？
尼克：是的，尽管在最初的还押阶段还没有。之后，当我进入单人牢房的时候，锻炼就成了减压的方法。我有更多的空间和自创的锻炼方法。在特定的日子，我可以洗淋浴。我有一个柜子，我拿它充当跳跃障碍物。我原地跑步，来回走动。我发现在牢房走700个来回恰巧耗时一个钟头。这样一来，我可以通过设定并完成一个积极的目标打发掉一个小时。没有相同经历的人一定会觉得这真是无聊至极，但它真的帮助我度过了那些消极颓废、燥热痛苦的时刻。在那些时刻，我需要把注意力转移到某些事情上去。孤独的被囚禁的我不停地来回走动。我可以听到不同的铃声在监狱的不同区域响起：早餐铃，午餐铃还有晨间集合铃——为确保无人越狱而检查囚犯人数时，晨间集合铃就会响起。这些铃声像钟表一样准确，所以我知道准确的时间，可以重新开始新一轮的踱步，不让自己闲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