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描述说，通过财产和紧密的交往，军官们和获得自由的流放犯结成了联合体，这一点已经影响到了公共司法的运作。至于军衔和档案，他说，它们也和流放犯结合在一起了。
而且，这位新任总督发现，人们一直在明令禁止的地方建房。他们的确拿到了政府发放的土地租约，但这些租约本身就有问题。例如，在菲利普总督明确规划为公园的地方，他们却建上了房子。此后，新总督布莱采取了颇为激进的措施。他的行政方式属于那种典型的粗暴高压式的，这曾经促使战舰士兵哗变，也有可能在悉尼湾催生出第二次兵变，但我们仍要感谢上帝他这么做了。他收回了用做公园的土地，才有了今天大家所共同拥有的这座公园。如果他没有那么做的话，我们非常肯定，“朗姆酒集团”是绝不会安排归还这块土地的。
当然，在这种猛烈的对抗中，这个国王的代表犯了错误，他直接和约翰·麦克阿瑟上尉起了冲突。
闭嘴。
我不会闭嘴。我刚才是说到了岛上有些地方很美，绿树成荫的小道，还有村舍，这些风景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得上，是吧？
闭嘴，不要自言自语了。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家伙正在瞪着眼看你。
哦，天哪，是谢里登，我的朋友。
所以不要对我喋喋不休了。
那个长着灰白络腮胡子的男人向我走过来，嘴巴笑得咧到一边去了，这时渡船也到了曼利码头，到岸时碰撞的力道很大，把他震得向边上趔趄了一下。
太好了，我们抱在一起时他叫了起来，他妈的真是太好了。
现在有个事情，谢里登说道，这时我们从曼利码头走下来。曼利码头在1888年只是一个小渔村，但现在却因为番茄汁而享有盛誉。我们穿过人群，拐过一个寿司店。现在有个事情，他边说边把一捆黄色绳子挎在宽阔的肩上，实际上我现在不准备立刻回家。我是到这儿来取车的，然后我准备上蓝山。
你要爬山？
不，他说，不是，为什么你要用这种见鬼的方式来看我？
我耸了耸肩。我可不能说我不是来看他，而是来找杰克收集故事来的。
你试图避免从桥上走？
我什么时候给你讲过桥？
每次接到你的电话我都会想起库尔特·冯内古特。事情怎么样了？我现在成了傻老头了，一张嘴就是一股芥子气味，也许还有玫瑰香，我总爱喝酒，还会在夜里给老朋友打电话。上次接到你的电话，你说要和我一起去山区，还是你也忘了这事了？
是这样，我在写一本关于悉尼的书。
蓝山是悉尼的一部分。
谢里，那儿有八十英里远呢。
天哪，彼得，那几座山是悉尼的狱墙，它们相互联系，事实上，地理上，故事情节上，都有联系。你无法略过蓝山而描述悉尼。他伸出粗大的胳膊搂住我的肩膀。在这种拥抱中，我察觉到了一种霉味，长久睡沙发的人身上都会有这个味道，接着我又想起了那天在邦代海滩上听说的事，说谢里登不仅丢了妻子，工作也没了。他写肥皂剧写了二十年了，但现在的制片人都很年轻，受不了他的激烈言论。
你一到悉尼就应该打电话过来，他说。我去了机场，但记错了信息。
我会来的，我突然说。
当然你一定要过来。他使劲地把我向他拥了拥，在他宽宽的胸膛里我感受到了所有的需要和脆弱。
但是首先，他说，你得见见这个与众不同的人，你没有办法不提他而写出一本有关悉尼的书。然后他就跑开了，走得跟他讲话一样快，低着头，胳膊像打谷子的连枷一样来回摆动。他对机修工抱了很多希望，而那辆三十三年车龄的奔驰S230的引擎一直在轰鸣着。在这四百码的人行道上，他走出了一生的故事——这个家伙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但又丢了妻子，成了酒鬼，靠拣空罐子和空瓶子挺过了五年，后来还成了偷车贼，一直到他爱上了那个开着锈迹斑斑奔驰的金发女子，据说还是冲浪爱好者。现在他正修理着那辆车。
我最初认识谢里登的时候，他住在达令赫斯特的街上，跟酒鬼和乞丐混在一起，后来出版了一本很不错的书，里面有不少照片和真实的故事。喝醉酒时，他就会很尖刻地说起这本书，把它看成是道德生活的高点。
结果那个机修工不在，卷帘门放下了，还上了锁。谢里登的车就停在外面的巷子里，钥匙就藏在后座的某个地方。如果说车漆要比上次我见到时显得白一些，那车内部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可乐罐子和烟盒堆在车内，后座上堆满了绳子、登山靴、野营设备，还有一大堆书和报纸。
你以后会见到他的，谢里登说道，这时我们的车慢慢地绕上了小山，离开了曼利。他冲我咧了一下嘴，洁白的牙齿就从毛茸茸的脸上露了出来。
他妈的，我们走帕拉玛塔路。
那绕了一大圈。
谁在乎？没有帕拉玛塔路，你写不了悉尼。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个危险信号，谢里登那种令人担忧的热情又在我的写作计划面前迸发出来了。他不仅为我在车里腾出了位置，现在还改变了计划，按照他自己对我的了解进行调整。
帕拉玛塔路就像是这个城市的脊柱，他说，是殖民地时期最重要的一条路，当他们发现什么东西在悉尼角都长不出来时，竟然在帕拉玛塔发现了更好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