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身在布拉格，怎么能略过卡夫卡呢？我们不知道能否有机会去参观一下他的出生地。这个嘛，教授皱皱眉，说，咱们可以去看看那所房子，不过，那栋坐落在塔楼旁边的建筑最初是属于圣本笃教团的，1887年被烧毁，几年后卡夫卡一家搬到了位于温西斯广场的一处新公寓楼，早期的楼房全都保存着，前门是石头做的。一块出自雕刻家卡雷尔 · 赫拉迪克之手的小标牌高高地挂在门边的墙上。1963年在里比利城堡召开了一场关于卡夫卡的著名讨论会，1965年建立了纪念馆。那场讨论使官方接受了这位布拉格最伟大的艺术家，把他看做是一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颓废堕落和冷漠予以尖锐抨击的批判者①。教授解释说，此前，从官方角度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是没有卡夫卡这么个人的。捷克当局一直在禁销他的书籍，而且声明无论是那些书还是它们的作者都不曾存在过。对这种简单化做法你不得不佩服，这种试图完全抹掉一个人的生活及其在黑暗中闪烁光芒的作品之举，真是令人恐怖和厌恶。
我们沿着陡然上升的街道一路前行，松软的雪块在我们脚下咯咯吱吱地响。在这座山城，喧哗的雪声伴随着我们，仿佛某种扰人平静的絮语。我们沉默无言，追想着卡夫卡在他的祖国竟然被人活生生地抹掉那么多年，这听起来可真是……真是太具有卡夫卡的风格了，这让我们深感不安和抱愧。不过，教授看起来似乎不像我们那么不安，在那些日子，在想起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想到它在苏联控制之下所处的困境、所受的限制与沉默，以及里佩利诺用一句文绉绉的短语“凯列班的统治”② 表达的轻蔑之情时，布拉格有良知的民众的尴尬是以一种极为微妙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你可以设想，对于所有被征服的人民来说，那是一种全民共有的痛苦，面对陌生来访者的眼睛，他们赧然无语。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发生了一场悲惨的饥荒，当时乡村的情况近乎绝望——反对英国统治者的起义接二连三地爆发，又相继失败，经济陷入崩溃，实际上就是——饥饿的村民家家户户都切断了与外界的往来，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插上门闩，封住窗户，拒绝外界的关注，等待死亡降临。他们并不认为这种不幸是无缘无故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相信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无论是初次还是后来对这个城市的参观游览中，当布拉格的某些旧日相识在许多年后成为我的朋友，我仍然没有勇气自以为是地问他们，在1968年，是否捷克人对自己莫名其妙的失败、对自己未能在苏联坦克进入之时奋力抵抗而感觉失望。可事实上，他们又能做什么呢？那些正当花季的孩子们，又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呢？莎士比亚曾用美妙悲伤的诗句问道：“美如何能含怒而辩？她难道能比一朵鲜花更有力量？”那个时候，我们都想起匈牙利人6年前的起义，城市的废墟里、大街上、碎石路面都铺满了尸体。谁愿意遭受布拉格那样的命运呢？
自然，每个人都渴望冲破缠绕着我们的忧郁气氛，开始说起城里那些仍然活着的作家，他们活生生地存在着，当局无法否认。教授把我们带到一个文学酒吧吃午饭。它藏在老城广场和大河之间一条狭窄曲折的街道里，那是一个褐色的地方，窄长、低矮，里面摆满长条凳、三脚凳，还有烟熏的天花板——至少，教授是这么描述它的，它是虚构中的“金色老虎”吗？我立刻想起这是波希米亚人翻译的一本书，那是都柏林市波尔伯格街上一家爱尔兰小酒店。不管是不是“金色老虎”吧，那天店里可真是热闹非凡。爽快的酒吧侍者手里晃着一升装的皮尔森啤酒杯，一边将成堆的香肠和土豆分给遍布四处的喧嚷的客人。店主娴熟而严肃地经营着自己的买卖，让人不由得想起马戏团里的魔术师用魔棍和旋转的盘子变戏法的情景。空中缭绕着水蒸汽和烟雾，蒙了一层雾的镜子上有几道浅痕，映出侍者们成双成对地奔来跑去的身影。我们让教授把最好的或者至少是最有名的作家指给我们看，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一位赫拉巴尔或者斯克洛夫斯基。教授向四处仔细地张望了一下，然后咳嗽了一声，用指尖推了推眼镜的间梁，现在我明白，这个动作意味着接下来将是满怀歉意的解释。今天的文学界没多少突出的分量。临窗而坐戴着围巾的那位，摆出一副作家的架式，却从未出版过什么东西，至今没人说起读过他的某部作品。坐在墙角的那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金发碧眼，依然美丽，据说和塞弗尔特有过绯闻。那个一头银发、神情倨傲、头昂得像只公鸡的家伙20年里一直热衷于将乔伊斯的小说《为芬尼根守灵》翻译成捷克文，据说他是警察局的密探。那一位，就是正从房间那边向这边看的面色忧郁的老人是斯沃博达，是一位批评家和通俗小说作家，自1968年起，他的名字就被禁止印到出版物上。我对教授说，他无需感觉抱歉，在60年代初的都柏林，当大作家们还活着的时候，我经常闯入麦克迪、派里斯或者爱尔兰人酒吧，希望能遇上布伦丹 · 贝汉① 或者帕特里克 · 凯文纳，可惜除了一些像我一样眼露烦躁之色的文学爱好者和某个行为乖僻、身无分文、企图蹭一杯酒喝的末流诗人外，我没遇到过任何名家。教授无力地笑笑。我知道他并不相信我的说法，只把这当做一种善意的同情。生活，就像昆德拉的小说标题一样，在别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