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以为我可以像优雅的鸟儿或是有钱的美国超级英雄那样地飞，而是觉得我可以像做其他所有事情那样地－－亦即时断时续地——飞，飞啊飞，重力一刻不停地拽着我，要把我甩向底下又黑又窄的地面，尖利的岩石刮蹭着我的奶头和肚子，河流往我嘴里注入带有苔藓味的河水，沙漠向我的口袋里灌进沙子，每一次靠着顽强努力而获得的上升状态都伴随着一坠到底、跌入虚空的可能性。我现在正在飞呢，医生！我从热情地拉扯着我的衣领的老拉比手里挣脱出来，飞向天空，越过村子里绿油油的蔬菜和香喷喷的烤羊肉，越过两座山脉碰撞处（它们使山里犹太人免遭穆斯林和基督徒的侵扰）的斑驳绿影，越过被夷为平地的车臣和千疮百孔的萨拉热窝，越过水利发电大坝和空空荡荡的精神世界，越过欧洲－－那儿的山坡上有华丽的古城邦，要塞的墙壁上还插着一面蓝色的星星旗，越过死一般沉寂的冰冷的大西洋——它巴不得一下子把我淹死了事，飞越啊飞越，最终，飞向啊飞向，飞向那狭长岛屿的顶端 ……
我正在向北、朝着我梦中的女人飞去。我贴近着地面呢，就像你说的那样，医生！我试着辨别每座建筑物的形状和位置。我试着重建我的人生。我现在看见教堂街上的那家巴基斯坦餐厅了——我曾经在那儿横扫过他们的厨房，沉溺在姜、酸芒果、辣扁豆和花椰菜之中大吃大喝，周围聚拢过来的出租车司机一边为我加油，一边向他们住在拉合尔 的亲戚转播我的饕餮新闻。现在我正飞越麦迪逊花园东面的建筑群，飞越一千米高的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复制品，飞越纽约人寿大楼金色的尖顶，哦，这些石头筑就的交响乐，这些现代主义的编排——美国人一定是用大如满月的巨石把它们雕刻出来的，它们分明就是对长生不老神话的最后尝试啊！我现在正在第二十四街的那家诊所的上空，我曾经在那儿做过体检，当社工人员告诉我说我的化验结果呈HIV （也就是导致艾滋病的病毒）阴性时，我躲进洗手间里惭愧地哭了起来——为了候诊室里那些瘦削而漂亮的男孩（我极力避开他们那惶恐的目光）。我现在正在中央公园茂密的绿荫之上，跟着那些遛着袖珍小狗的年轻主妇的脚步，走向大草地上的公共狗厕。浑浊的哈雷姆河从我身下飞过，我绕过缓缓行驶着的地铁列车的银色顶棚继续向东北方向飞，我的身子疲乏瘫软，巴望着赶紧着陆。
现在我到了南布朗克斯的上空了，我说不准自己是在翱翔呢，还是在以奥林匹克的速度撞向停机坪。我女友的世界伸出双臂环抱住我了。我对特莱芒大街上的各种隐秘了如指掌——在这儿，按照街上涂鸦的说法，“贝娄永远爱着拉娜”；在这儿，“特棒炸鸡”的霓虹灯招牌在招呼我进去闻一闻那油腻腻、甜丝丝的香味；在这儿，“阿豆奶美容院”总是威胁着要把我的一头软软的卷发变成怒发冲冠的样子，然后再点上一把火，就像自由女神手里举着的橙色火炬似的。
我就像是一道光束似的划过一美元店（那里出售八十年代式样的体恤衫和冒牌的Rocawear 运动裤）、划过呆板僵化的棕色公房群落（那里贴着“清理大堂行动”和“非法入内可遭拘捕”等警告），越过头上裹着黑社会的头巾和发网、跨在自行车上比武的少年，越过穿着小背心、戴着假钻石耳钉的三岁大的多米尼加小丫头，越过整洁的前院（那儿摆着一尊哭泣的棕肤圣母，她的手永远都在摸着脖子上挂的那一串念珠）。
在第173街和外斯街的交叉口，在一个砖头建的公房的前廊上（廊上撒着奶酪口味的膨化条和红色的甘草糖棍），我的女孩正把亨特学院的课本摊在膝盖上，我径直撞入了她的怀里——夏日的阳光把她的胸脯晒成了焦糖色，一件黄色的体恤衫紧紧地裹着她的身子，上面写着“G代表黑社会”。我狂吻着她的全身，我的越洋汗水（带着我自产的盐分和糖分）打湿了她的身子，我被自己对她的热爱和对其他几乎一切的哀悼而痴狂。我哀悼我的老爸，他是我认识的真正的“黑社会”。我哀悼俄罗斯——我那遥远的出生地，我哀悼荒谬斯坦——那里的日历永远都翻不过2001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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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讲到了爱。也讲到了地理。也许南布朗克斯在路标上的位置靠下，但我的目光所及之处，满眼都是指着“你在这儿”的箭头。
我真的在这儿。
我就在我爱的女人旁边呢。整座城市都迎出来向我证实这一点。
我怎么能如此之幸运呢？
有时候我真不敢相信我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