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15日电提出，因国民党尚未投降，故对共产党尚不敢公开分裂，此时由我主动分裂似不利。且我华中地区很大，兵力不够，军事上反攻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对各方面均无充分理由，难免引起非议，对我不利。周亦于16日致电毛称，打韩、沈政治上为报复，军事上为攻坚，易于形成持久消耗，不仅引敌增援，而且可能引起胡宗南在西北反报复，造成战争扩大的不利局面。直至蒋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毛才迅速开始怀疑蒋“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随后越来越相信“蒋介石1月17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在此之后争取蒋介石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故而强调“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就要犯严重错误”。但即使在这种条件下，毛泽东也仍旧注意到蒋的17日令中没有提到共产党和八路军这一事实，因此，中共中央在公开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同时，仍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党专政；惩办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撤销17日命令；恢复叶挺自由；交还全部被俘人枪。
蒋介石的1月17日令，显然是导致国共走向全面对抗和破裂的关键所在。要共产党承认17日令所宣布之罪状，当然没有可能；而要蒋介石国民党取消自己发布的命令，并惩办何应钦等，同样也没有可能。因此，采取政治上全面对抗态度，在中共方面也情非得已。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解释说：所以采取这一策略，根本上是因为以此“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而在中共中央看来，蒋介石之所以能够采取如此极端做法，肯定是受日寇与亲日派推动的结果，因此，“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决定了的”，充其量只是时间快慢而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遭受如此沉重的突然打击，中共仍旧注意到这时尚无蒋对日妥协的确实证据，因而没有扩大事态，主张在蒋未宣布公开破裂前“暂时不提出反蒋口号”，“不断绝和他们来往”，以此求得“暂时的缓和”。联系到蒋介石这时在公开场合息事宁人的态度，可以看出，因皖南事变而引起的严重破裂局面，其实存在着转趋平复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