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真可以说是联大学生精神复兴的一天，每一个人都那样精神勃勃的，仿佛他们在当时已经看出：在今后两年之内，他们要负责担起重大的责任。他们觉得从今天起，他们不必再沉溺于苦闷和消沉了，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年，但在回忆中，印象还是非常新鲜。
五月三日傍晚，天是阴暗暗的——三十三年的雨季来得特别早，五四的印象似乎与雨不可分离，记得五三晚会正下雨，五四下午听完曾昭抡先生讲演，站在昆北操场上看足球时也下过雨。——可是还不到开会的时间，南区十号教室里已经挤得满满的了。对面墙上贴着大幅布告：联大历史学会举办五四座谈会，请有周炳琳，张奚若，闻一多……诸先生讲演。
每一个到过联大的人都会这样想：南区十号在联大新舍，虽然是最大的一个教室，但是它终究至多只能容纳三四百人，用那样的教室来开这样盛大的会真是……可是在当时历史学会的主持人还只怕来听的人不多呢。现在我们已经看惯几千人的集会了，不过在两年之前，在联大开什么会，不但没有校外的人参加，就是校内同学也很少参加的。两三年消沉之后，我只记得一次，刘文典先生在联大师范学院讲《 红楼梦 》，人是挤得满满的。——不过那晚上历史学会主持人的担心却全是白费了，事实上到会的同学把教室早挤满了，被拥在后面的同学没法子只好站在凳子桌子上听讲，桌子还踏断了好多呢！到后来窗台上站满了人，窗外也挤满了人。会开到一半时，天公不作美，还下了很大一阵雨。窗外的同学虽然淋湿了，却还是照样的站在那里听，还惟恐这“位置”被人抢去呢。这真是一次热烈的晚会。
记得那天出席的教授有张奚若，周炳琳，闻一多，吴晗，雷海宗，沈有鼎等。第一位讲话的好像就是五四当时的领袖之一周炳琳先生，周先生有声有色的为我们报告当时的史实，他说明当时北大学生怎样开起会来，怎样出去请愿，又怎样去打了人，自己却被捕。学生被捕之后，蔡元培先生怎样处置，当时陈独秀先生又怎样说，他说五四运动有三个代表人物：第一是陈独秀，他办《 新青年 》鼓吹不遗余力。第二是蔡元培，他办北京大学，开中国近代大学自由风气之始，并竭力保护新文化的发展。第三是胡适，他提倡白话文学，主张重新估价中国文化。这三个人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启蒙，厥功甚伟。接着周先生的是闻一多先生，他起来讲他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说他当时在清华念书，五四运动起来的时候曾经抄了一首岳飞的《 满江红 》去贴在饭厅墙上。他是清华代表之一，不过担任的是文书工作，只留在校内，没有出去参加过。接着起来的是张奚若教授，张先生说他很抱歉没有参加到五四，因为那时他在国外。不过张先生却随即很精辟的为我们分析了五四运动的价值，张先生比较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说：辛亥革命所完成的工作只是表面的，如推翻皇帝，改换官吏制度名称，但实际上社会中许多思想习惯都未曾能加以改革，因此辛亥革命是一个不彻底的未完成的革命。但是五四运动就不同了，这是一个社会的革命。五四之后，我们的文化思想习惯才革新起来。所以张先生结论指出，五四运动的价值远在辛亥革命之上。吴晗先生继之起来分析比较五四时代与今天的情形，他指出五四运动是为的要打破一个牢笼，打破一重束缚，那重束缚是打破了。然而在今天我们又面对着一重新的牢笼与束缚。随即吴先生具体说明了我们在今天所受的思想与文化上的束缚，社会经济制度上的束缚，他认为今天的青年有责任要破这种束缚。闻一多先生再站起来补充说，他现在是在中文系教书，是以弄老古董的为目的，乃是为了要内应外合做“打倒孔家店”的工作，他以内行人的资格来指出：孔家店里的货色都是骗人的，都是要你做奴隶而又要你不知道反抗的。
各位先生的讲话时时博得听众热烈的掌声，说者与听者的情绪完全是共鸣的。所以在教授说话之后，许多同学纷纷发言，除了继续说明五四的价值之外，又都以为当前青年学生太消沉，太颓唐了，而一致要求行动起来。当时还有人提议要把我们的意思通电全国学生；要求以行动来担负起青年学生的任务来纪念五四；要求政府恢复五四为青年节……历史学会的负责人起来声明这是学术性的晚会，不便作这些举动，只能将这意思转给学生自治会。……那晚散会时候，已经十二点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