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们这些年关注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共同基金的现金流。一个备受争议的论断是：如果共同基金的现金比率超过10%，市场就属于牛市；如果低于5%或6%，就是熊市。这个指标在20世纪70年代或者80年代初期还算有说服力，但今天的共同基金规模早已经达到50亿、100亿甚至200亿美元了，显然，这样的比率根本就不适用了。一个共同基金经理不可能达到10%的现金率，因为10%的现金率意味着他根本不可能去赌整个市场，而只能是某个企业。一旦犯错，他就死定了。因此，这样的指标根本就不足以说明整个市场的形态。在70年代，基金经理管理的资金规模只有1000万美元左右，因此，10%的现金不过是他们一两天的成交量。但是现在，谁也做不到，你不可能在一两天里完成10%的现金周转量。很多技术分析师都没有认识到市场的真实动向、趋势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分析方法带来的影响，这的确让我感到很失望。
哪些错误对您而言教训最深刻？
有一个失误让我刻骨铭心。1979年，我提出在工作中引入行情分析（tickertapeanalysis）的想法。最开始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预测指标。在这个指标的第一个版本中，我们只看大宗交易的股票。我们会通过每只股票的大宗交易，看它是否处于上跳动（uptick，指最近一笔交易价格，高于前一笔交易价格）还是下跳动（downtick，指最近一笔交易价格低于前一笔交易价格），事实证明，这个指标非常有参考价值。后来，我们想，既然我们能把个概念运用到每一笔大宗交易，那么，何尝不能进一步拓展到每一笔交易呢？于是，我们又提出了“资金流向”（moneyflow）概念。
在1982年之前，资金流向指标一直非常有效。但是到了1982年，这个指标的预测能力显然就大不如以前了。我们必须认识到，从80年代初开始，交易所的交易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在那之前，成交量非常低，因此，纽约证交所的专业交易员就可以轻松操纵整个股市。你根本就不必和这些专业交易商作对，因为在这个行当里，他们就是你的合作伙伴。我至今还记得在70年代初交易摩托罗拉股票的情形：成交量很小，你根本就不必向交易员去核对他们自己是否参与。交易指令直接来自交易所，当时的交易员是约翰·科尔曼（JohnColeman），他是华尔街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之一：“没有我的允许，那个年轻人根本就不会交易摩托罗拉股票！”
20世纪80年代，机构投资者开始大批涌现，佣金水平依然非常可观，而且股票流动性大为增加，因此，机构投资者的大宗交易规模越来越大，成为市场上更重要的力量，市场控制权也从专业交易商转到交易所手里。像我工作的所罗门兄弟，通常只接受大单，当时的每笔交易规模在2000到3000股左右，他们可以毫不隐讳地告诉交易商自己想干什么。于是，我们的资金流向概念就不像以前那么有效了，因为对大宗交易来说，市场很少能事先获得交易信息。交易价格的确定很随机，每笔交易的价格都由散户投资者个别决定。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在当时，纽约证交所是世界上唯一由零售确定批发价格的场所，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依然是这种情况。100股福特股票的价格提高10美分，也算是一个新价位。尽管还有几百万股流通在外，但它还是作为新价格显示在你的行情显示屏上。因此，我们最终意识到，必须在零售市场和批发市场之间有所区别，于是，我们开始分别计算大宗交易市场和非大宗交易市场的资金流向指标，并在不同的市场形态下区别对待这个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