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误读：伯克希尔净值分别在1976年、1982年、1985年、1989年、1995年和1998年出现40％以上的年度增幅，而标普500指数则1次都没有，原因就在于安全边际。我方观点：尽管不能完全排除安全边际的影响，但在这些“暴利”的后面大多另有故事发生。我们都知道，一个弹簧被挤压得越紧，反弹就会越大。一个弹簧如此，一家公司的股票价格通常也会如此。然而伯克希尔净值不是一个仅被股票市场挤压的弹簧，公司所持有股票的价格变化并不是影响公司净值增减的唯一要素，时间越到后期，情况就越发如此。如果我们仅仅从表面数据的变化去简单解读背后的故事，结论将难免流于草率。表2-1记录了上述相关年度伯克希尔净值与标普500指数的增减变化。表2-1年度百分比变化（单位：％）
年度1976年1982年1985年1989年1995年1998年伯克希尔净值59.340.048.244.443.148.3标普500指数23.621.431.631.737.628.6年度差点35.718.616.612.75.519.7资料来源：巴菲特2008年致股东信。从表2-1中可以看出，除1995年外，伯克希尔在另外5个年度所产生的“暴利”，其含金量（指相对市场整体水平的超额回报）都是不低的。那么，在这5个年度公司净值巨幅增长的背后，是否都来自于低价或超低价买入股票的“价格反弹”呢？当我们再次回望那段历史，认真考察当年的实际情况时，我们发现在所谓“暴利”的背后，除了不能完全排除有安全边际的影响外，大多还另有故事。1. 1976年：豪赌盖可（GEICO）保险了解巴菲特早期投资经历的读者，对盖可保险应当不会陌生。尽管那次“著名拜访”让巴菲特最终以自己当时一半以上的身家购买了盖可保险的股票，但不久就获利了结了，从而让巴菲特有了人生第二次对于“称重作业”的痛苦记忆（第一次源自其11岁时买入的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但这已是后话，不在本节讨论内容之列。我们知道，格雷厄姆提出的安全边际准则是以对公司内在价值的度量为基本前提的，只是后来巴菲特把老师的纯量化（或纯财务）度量改成了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评估模式。安全边际的一般性潜台词是：相对于公司较为稳定或没那么悲观的基本资产或基本情况，市场由于出现非理性的过度反应，而给出了过低的估值。从这个层面来看，巴菲特对美国运通和华盛顿邮报的投资属于安全边际理念下的操作：在美国运通受非核心业务损失影响而导致股价下挫时买入，以及在华盛顿邮报因为股票市场的整体性下滑而变得便宜时出手。但盖可保险的情况则并非如此。说起盖可保险公司当时的状况，我们可以使用以下关键词：分崩离析、今非昔比、伤筋动骨、濒临死亡。公司股价的变化多少反映出当时情况的恶劣程度：从1972年最高每股61美元跌至1976年最低每股2美元。无论是依照格雷厄姆旧有的价值评估标准还是巴菲特后来改良过的价值评估标准，买入盖可保险，与其说看中的是其宽广的安全边际，不如说是一场关于公司能否起死回生、乾坤扭转的豪赌。1976年，在与盖可保险新任CEO约翰·拜恩（John.J.Byren）“促膝长谈”（不是询问公司的基本情况有无改变，而是询问这位新任总裁如何让公司起死回生）了几个小时后，巴菲特开始以平均每股3.18美元的价格买入盖可保险价值410万美元的股票。而在当时，公司的情况并未出现根本性改观。巴菲特的“赌博”能否成功，除了要看约翰·拜恩能否力挽狂澜外，还有赖于地方监管当局的恩典、其他保险公司的相助、投资银行（所罗门）的援手以及巴菲特的继续大量买入等。当然，最后的结局是完美的，盖可保险的股票也像一个被挤压得几乎变形的弹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