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16日，我照常来到贝尔斯登上班，但这一次却和平常截然不同。首先，这是星期日，我上一次在周末上班还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那时，股票市场在星期六照常交易。但这个特殊的星期日却细雨连绵，阴沉灰暗，似乎老天爷已经为我们即将面临的灾难铺设好了背景（高尔夫球大小的冰雹，再加上一场地震，或许更适合这场我们无论如何都意想不到的灾难）。临近中午时分，我赶到麦迪逊大街383号的公司总部，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刚刚过去的一周，肯定是贝尔斯登85年的历史中最疯狂、最诡异同时也是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周。
偶然一现的坏消息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在坏消息到来时毫无准备。61年前，我搬到纽约，在贝尔斯登找了一份做秘书的工作。当时，这家投资公司还只有125名雇员。在快到40岁的时候，我成了贝尔斯登的当家人。在最高峰时，贝尔斯登总共雇用了15 000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正式头衔包括首席执行官、董事长及执行委员会董事长；我的主要工作始终是评估和管理风险。
我的工作日通常是这样的：起床之后，首先阅读《纽约时报》和《纽约邮报》，早晨8点离开家门，8点15分坐到办公室里，整个上午的工作就是阅读《华尔街日报》及各部门提交的打印报告，了解公司前一天的资金管理状况及经营业绩。如果某个交易员当日的表现非常出色，我可能会马上抓起电话向他祝贺。如果情况相反，我会了解一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9点30分股市开盘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通常要打十几个电话。在交易时间里，我必须随时在线，但也不像多数人想象的那么辛苦。我发现，绝大多数电话在超过30秒之后，便会出现收获递减现象。我有很多需要关注的事情，还有很多爱好，所以我根本就没有闲聊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