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是对富人致富路子产生怀疑，情形也不会有多严重。但是，如果穷人对法律也产生了怀疑，怀疑法律已经成为富人的工具了，情形就会严重得多了。法律是用来保护所有人的，如果穷人认为自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他们就会放弃法律，进而采取让富人感到不安全的暴力行为。富人当然收买不了法律，但富人可以收买个别执法者，让政府权力为他们的资本服务。这种现象加剧了民众的不信任。
改革开放之前，结婚的“三大件”是“两转一响”，两转指的是自行车、缝纫机，一响指的是收音机；那时候，理想的生活环境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改革开放后，我们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别说“三大件”，就连汽车、房子很大一部分人都买得起了，但是，现在买得起汽车和房子的，绝对算不上富人。
所以，问题不在于贫穷和富有本身，而在于导致贫穷和富有两极分化的原因上面。仇富导致富人不安全，但更不安全的还是穷人。富人有钱，生活有保障，生病了有钱看病，如果觉得不安全，还可以请个保镖。穷人呢？穷人是做不到这些的。当穷人感觉到自己不安全，甚至生活无着落时，他们就会思考自己为什么这么穷？当他们看到富人的非正当致富手段后，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穷，是因为富人以非正当手段夺取了社会财富，那些社会财富中有他们的一份。
解决仇富问题，其突破口自然也不在贫富本身。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的原因。通过让大家都穷或都富来消除仇富，显然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重建信任。在这方面，国家其实早就在行动了。比如用法律规范市场行为，就是为了打击那些通过非正常手段致富的人。如果大家都通过真本事来致富，又何来仇富呢？再比如反腐败，就是打击权力与资本勾结的行为，让为富不仁者失去政治保护伞。如果富者均成了仁者，谁又去仇视他们呢？
作为被仇视的富人，也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正视民众的不信任，进而通过自己的行动去获取信任。“5·12”大地震后，全国上下都伸出了援助之手，而其中许多巨额捐款，都出自富有的企业家之手。这些企业家，富有而仁爱，获取了民众的信任和尊敬。富而有仁爱，贫而有保障，贫富之间的信任重新建立起来，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