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即将开始的工业化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市民阶级。从此，人类的法治社会中便发生了一些历史性的新事件。几千年之久的道德和伦理标准不再被束缚于宗教体系中，或者作为纯粹的“统治措辞”，它们变得可以公开讨论——在个人的人生决定中。
早期的市民文化涉及的道德争论不外乎个人对抗旧标准和个人自由的争辩。人们突然拥有了决定能力，不再被牧师、父母，简陋的家谱伪装的生活道路所影响。人们能够，也必须作出整个人生的决定，关于教育、婚姻、居住地、职业。艾菲·布里斯特艾菲·布里斯特，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冯塔纳的代表作《艾菲·布里斯特》中的主人公，作品描述了主人公的婚姻悲剧。——编者注，勃朗特姐妹勃朗特姐妹，指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三姐妹，她们的著作分别为《简·爱》、《呼啸山庄》、《艾格尼丝·格雷》。——编者注作品中的主要角色，几乎总是这样在文学中诠释一种新的“感性的生活感觉”。
经济变化理所当然地站在一切的后面。马克思在“解放生产力”方面写道：新的货币流通产生了使财富通向自由的扩张空间，因为人们不再从其他途径获得财富。工业化形成了新文化形式可在其中发展的大城市。“市民”也迅速建立了充满矛盾与争执的多样性生活环境：公民、中产阶级、世界公民、知识公民、艺术的波希米亚人。
由此，一方面市民是从奴隶制度和——在字面意思上——封建时期卖身为奴的人群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他们的自由意愿与勤奋、忠诚和责任的美德相连。财富不是现存的，而是在艰难的条件下积聚的。在自由与矛盾的竞争中，存在着公民的本质、利润及其英雄般的文化成就。
在关于“新公民化”的辩论期中，因斯·比斯奇在《南德意志报》的一篇评论中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引用了尼克劳斯·索姆巴特，一位典型的传统市民的话。关于这位市民在柏林的青年时代，因斯·比斯奇这样写道：
我有一个极为特权的童年。用最好的词来说的话，它是市民的。我的父母并不富有，但有一笔确定的财富却是不言而喻的，人们无需对此谈论。如今看起来我们最惊异的是4个人所使用房间的奢侈度。因为有些房间人们整天都不会进入。显然仆人也存在于这样的房间。如果人们问我，哪些是我们如今的文化门槛的重要指示器，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仆人的消失。
因此，市民家庭——及与其相伴的市民价值体系——是建立在许多房间和极度廉价的劳务资源上的。与一个世纪前可用于市民家庭的农业难民相比，每个菲律宾女孩、每个波兰的清扫女工与农家女一样，大都花费的仅仅是吃住的费用，但几乎日夜工作，而且对雇主充满了深情的感激。
因此，那时的妇女都从家务中进一步解放出来。在市民世界中，母亲角色被塑造得与如今完全不同。如今，母亲必须同时兼任孩子（和丈夫）的牧师、教师、伙食供应者、佣人和教练。所有这些角色都被赋予一个十分高尚的名称：“世界护士”、奶妈、保姆、家庭教师。确切地说，这一点从女性出生就开始了。而对于男人，她们仅意味着情妇或妓女。
自毕德迈耶尔时期在广义上表示于1815~1848年间流行的布尔乔亚阶层的一种平稳的生活时代。——编者注流传开来的被宗教颂扬的母亲形象，一直是对母子统一体的理想化诠释——拥有超凡纯洁感情的母亲，她很少与日常生活有关。没有洗碗机要被装满和拿空，衣服熨得平平整整地放在柜子里，“女仆”解决了送信和家务管理问题，医生也理所当然地上门出诊。
在这样的条件下，市民夫妻完全能够拥有一种放松的沟通方式。教育只是一个家庭内部的角色，因为存在时间配额——为了戏剧、阅读、出游、走亲访友。如果要请客，人们不用关心烹饪和要洗的碗碟。如果要旅行，雇员便可解决后勤问题。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必须被催促着进超市购买必需品，并因此争论社会角色问题。夫妻有着舒适惬意的空间距离，关于这一点如今再次被人了解和推测。有一间先生房、一间女士房、一间更衣室、一间夫妻卧室，并且在对镜梳妆打扮之后，人们便要开始四处会面了。
迟早，这一点会十分明显，我们会明白，我们关于“市民”价值观的辩论是多么的自以为是和荒谬。我们哀悼从未存在过的社会角色。我们理想化了应该思考的条件，如爱情游戏规则、父母身份、伴侣关系和自由选择。而且，如果我们再也想不到什么的话，我们就让“1968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的人”对一切不适合我们的事情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