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陈规的自缚手足，走出陈规的潇洒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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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
日本的一个叫和田清的史学家从我国东北拿回一张古地契，说是明末弘光年间的遗物。一次，一些史学家在一起吃饭，在座的有被称为日本史学界太阳的白鸟库吉，还有中国的蓝文征。在传阅那张地契时，大家称赞不已。等传到蓝文征手里，他判定不是明物，而是出在清光绪年间。白鸟听了很惊讶，让他再看看。蓝文征说：“不必看了，这纸是清末流行的东北双抄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而不用贯或缗，亦非明制。地契的格式为清末以来通行的格式。”白鸟点点头，又问蓝文征：“你认不认识陈教授？”蓝文征故意问他：“是哪个陈教授？”白鸟说：“陈寅恪先生。”“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向蓝文征伸过手来。
原来，这位日本史学界的泰斗，在研究中亚问题的时候遇到了难题，写信请教奥地利学者，复信说，可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则说应请教陈寅恪教授。白鸟说，如果没有陈寅恪教授的帮助，他可能至死不解。
陈寅恪是学术界的一位奇人。一次，苏联学者发掘到三件突厥碑文，怎么也弄不懂，而经陈寅恪翻译，各国学者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也是在世界许多学者没法翻译的情况下，由陈寅恪翻译的。
这里还有陈寅恪的一些趣谈。
1925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教授要回清华大学任教，哈佛大学指名要陈寅恪接替他的教职，并许以高薪，却遭到了陈的拒绝。他说，他只对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感兴趣。
在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的时候，清华的校长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回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说没有。曹就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生气了。他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留在国外吧。”梁无奈，只好说出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个教授对陈的推崇，这才使曹把陈寅恪请回来。
他在清华大学讲课时，所在的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在清华，凡遇到解不开的学术难题，人们都找他。
陈寅恪除在国内，断断续续在日本、德国、英国、挪威、瑞士、美国等学习了20年，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听说哪里有好的大学或教授，就到哪儿去，从没听说他获得过什么文凭、学衔。由此，且不说他的学问，只精通的语言，就有英、法、德、俄、日、意，还有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突厥文、暹逻文、希腊文、拉丁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印度的梵文、巴利文，还有许多中亚西亚现在的和已经死亡的文字。
吴宓称他是中国最博学的人。他说：“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安妮塔在小学就不是一个乖乖女，她讨厌单调刻板的授课方式，喜欢在课堂讨论中表现自己。中学时喜欢读先锋派的文学作品，尽管她不懂，但她却认为这些作品“闪烁着反传统的光辉”，魔力无比。
安妮塔经常和男孩子约会，然后用谎言来搪塞母亲。为此，她常常遭到怒骂和狠打。
1960年，18岁的安妮塔冒雨求学感动了院长，成绩不好的她才得到了进入高等专科学校学习的机会。她不注意仪表，满口粗话，完全没有女孩的妩媚娇柔。她渴望体验新事物，比如性解放、同居。为了推销自己，她刻意打扮起来参加舞会，以吸引男生的注意。工夫不负有心人，安妮塔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男性伙伴。但是这对她来说，只是一种尝试，仅此而已。
1962年秋，安妮塔自英国赴以色列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研究。在一个集体农场，她每天凌晨3点起床，和农工们一起干活到中午；下午，她给孩子们上课。她觉得，这些孩子置身于犹太民族的政治意识和宗教氛围中，生活得太过严肃沉闷。为了调剂生活，安妮塔玩了一个“耶稣降临”的游戏。被戳穿后，所有的犹太人都对这个亵渎神灵的恶作剧义愤填膺，安妮塔被勒令离开农场。安妮塔在后来的两个月里进行了环以色列旅行，冒险、探奇、寻刺激。为此她受尽了苦，经常忍饥挨饿，蓬头垢面，但她乐此不疲。这期间，她曾经在投宿的人家里，获得了吸毒的体验，但是她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很快离开了。
从牛顿学院毕业了，安妮塔接到一所专科职业学校的聘书，但她不想做教师，她觉得为人师表是很累人的一件事。所以，她想出了一个任何一个自爱的女人都想象不到的办法：她给学校写了封信，声称自己怀孕了，不能胜任教学工作。她不考虑别人怎么议论，只要给她自由，什么都没关系。
理由充分，校方解除了和她的合同，安妮塔为此而沾沾自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