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最理解原则的人了，我就不再多问了。”布朗说，“非常感谢，晚安。”
最后他终于离去了。
后来少校娶了詹姆斯小姐，也就是那位红发绿衣的女士。她是位演员，和许多人一样都受雇于“浪漫冒险经纪公司”。她和这位为人方正的老兵的婚事，在她那群疏懒成性的文艺圈里掀起一阵骚动。关于这档事，她总是平静地解释：她见过好几打的男人可以应付诺索维提供的冒险。可是，在知道地窖藏有杀人魔之后，还可以奋勇冲下楼去的，只有少校一人。
她和少校住在一幢奇特的别墅，快乐得像小鸟一般。少校也开始抽烟了，他几乎没什么改变——或许，只有一点例外：纵然少校天性机敏无私，但他有时会陷入失神的状态。他的妻子只要看见他那心不在焉的眼神，就会露出微笑。因为她知道，少校还在猜测花丛里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还在思索为什么他不可以提及“胡狼”。不过，布朗就像许多老兵一样认真，所以他相信自己终将会了解其余设计精妙的冒险故事。
有一天，巴兹尔·格兰特和我两人，在一个可能是地球上最适合聊天的地方——一辆破旧的电车顶上——聊天。在山顶上谈话是很畅快，但是在飞驰的山顶上谈天简直太神奇了！
空旷的伦敦北区在我们眼前飞逝，让人感受到伦敦的浩大与卑微。就像大家印象中的伦敦，它的确是一个非常脏乱卑亵的地方，在刻意制造耸动的小说家笔下，贫民区的恐怖其实是被彻底忽视且扭曲了。小说家一写起贫民区，不外乎窄巷脏屋、匪徒疯子，总之是罪恶的渊薮。在窄巷与罪恶渊薮之中，似乎不可能出现文明和秩序。可是，我们体会到伦敦贫民区的恐怖实境——贫民区的可怖就在这里，它有的是文明与秩序！然而，它的文明是病态的，它的秩序是僵死的。走过罪恶的贫民窟，没有人会抱怨：“我看不到雕像，见不到大教堂。”然而贫民窟仍然有公共建筑，只不过这些建筑往往就是精神病院；在贫民区还是有雕像的，只不过雕塑的模特多半是铁路工程师和慈善家，这两种龌龊的人会凑在一起，是基于他们的共同之处，也就是对穷人的鄙夷。这里也有教会，只不过都是属于罕见且怪诞的支派，像惊世教派或厄尔文教派①[1]。当然，这里也多的是宽大的马路和十字路口，有电车经过，有医院，这一切都是文明的路标。虽说人类不能预知自己在下一刻会见到什么，但我肯定有些事物在贫民区一定见不到：在那儿见不到真正伟大、重要、顶尖、受人景仰的事物。我们带着极度的厌恶感回望那些窄小扭曲的房门，那些肮脏透顶的街道，那些围绕泰晤士河和市区的货真价实的贫民区，尽管如此，我想还是有一种真实的可能性——有一天，雷恩大教堂的巨大十字架可能会倒塌，雷霆万钧地打烂这些藏污纳垢的黑街暗巷。
“但是你也应该知道，”我表示了上述看法之后，格兰特以他特有的深奥口吻对我说，“这些另成一类的粗鄙场所显示出的污秽生命力，正巧见证了人类灵魂的胜利。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同意，这些人的生活比野蛮人还差，他们的确住在最低等的文明里头。不过，我十分肯定，这些人大多是好人。做个好人，也是件冒险，比航游世界来得更暴烈大胆。此外——”
“继续说啊！”我说。
没有回应。
“说啊？”我抬头看他。
巴兹尔·格兰特蓝色的大眼圆睁着，丝毫不理会我的反应，只是望向电车的另一边。
“怎么了？”我一面问，一面好奇眺望。
“真是非常古怪，”格兰特黯然地说，“我真该栽在自己的乐观之中！我才说，那些人都是好人，可是这会儿我却看见了全英国最邪恶的家伙。”
“在哪里？”我边问边向前探出身子，“在哪里？”
“唉，我应该没说错，”他继续说，语调连绵且令人昏昏欲睡，在敏感时刻这种语调常会激怒他的听众。“我说那些人都是好人，这并没说错。他们是英雄、是圣徒，他们可能偶尔偷鸡摸狗，可能偶尔会拿铁叉打老婆，可是他们仍然是圣人，是天使，他们身穿白袍，身上有翅膀和光环——只要跟那个邪恶的家伙一比，他们每个人都显得神圣无比。”
[1]①?苏格兰长老会牧师厄尔文创始的教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