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式在各国通用。虽然偶有新思想产生新风潮,打破模式,并引起轰动。但是,信息时代的大部分精英还是跟着其他精英的老路走,沿用他们的模式。信息时代的精英甚至会显露出那种好高骛远,造成了靠残酷剥削致富的资本家时代的那种强烈反冲力。如起诉微软、甲骨文及其他公司的反托拉斯案;对苹果计算机公司股票期权回溯的调查;对中国政府和雅虎、谷歌、微软之间的审查交易的国会听证会;唱片公司起诉博闻网和卡扎网等在线文件共享网;电视台控告YouTube网站。这些冲突不仅发生在美国。在中国,互联网也受到大力反对;在亚洲和欧洲,一些互联网巨子受到审判,被定罪;许多原本看似合理的投资交易和做法,随着市场的下滑,却露出破绽,有些根本就是欺诈和骗局。
在这些故事中,最有戏剧性的是堀江贵文的兴衰。堀江贵文30多岁,曾追寻着互联网亿万富翁最佳的轨道创业。贵文建立了一个社交网站,取名活力门,并使它发展成日本网络公司的领头羊。他学习美国的创业模式,甚至模仿盖茨、扎克伯格和其他大学辍学精英,为了追求他的理想,离开了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贵文在管理他的活力门网站时采取的激进的商业策略,震惊了稳重的日本企业界—— 一个已经对他的摇滚明星式生活方式和他屡屡对现状不尊重的表现感到不满的企业界。进入业界才两年,他就被控财务申报不实,操纵股市非法获利总计4000万美元。他在2007年受审,被判处3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他的净资产曾经超过10亿美元,如今已经掉到微不足道的1亿美元左右。
然而,贵文并没有气馁。他辩解说,企业界反对他,部分原因是他试图收购一个棒球队和规模庞大的富士产经通信集团的部分股份。“认为我最咄咄逼人的那些人都是些在旧制度下有利可图的中层经理——那些四五十岁的人。”他在2007年年初对《纽约时报》说,“那些人已经在他们的公司里投资几十年……他们不愿意看到一直相信和守护的世界分崩离析,不愿意在自己辛苦了二三十年之后还没有享受到它的好处,世界就分崩离析。他们会让这个废物彻底粉碎?”许多人指出,对贵文的判刑不仅格外地严重,而且体现了已经缠着日本大公司多年的根深蒂固、问题重重的会计制度的虚伪,这个制度因贵文的一些小过错而重罚他。再加上媒体对他的案件进行了大量夸张的报道,已经使许多人有些相信贵文所说的他搅乱了日本僵硬的制度。
贵文直指超级精英阴暗的一面,他们不是受恶毒的计划驱动,而是受无节制的、无思想的自我利益的驱动。我曾经注意到,一家大型技术公司的高管曾厚颜无耻地说,他们想要得到中国的市场份额,并且如果可能,愿意出售他们的互联网专业知识——帮助提高中国审查网站的能力——以换取市场份额。这是一家大公司,他们完全清楚他们这一决定的后果。这个问题没有灰色区域。他们是在故意跨越一条亮线。
新技术公司为了继续获得增长,作出了其他妥协,遇到了文化冲击,他们在被迫回应股东们更多的要求,而不是自己的专业领域。信息时代众所周知的一个故事是,创业阶段的企业家终究要下台,以便“职业经理人”把公司带到“新阶段”。由于公司的资本主要集中在上文提到过的少数几家金融机构里(投资银行、私募股权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人们可以看到技术“革命”如何静悄悄地落在现有的权力精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