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种权力转变的本质，华盛顿最近的一次名流聚会让我们得以一探究竟，虽然场合有些奇怪，在这种场合中人们通常是聊天和吃橡皮似的鸡肉。这就是大西洋理事会一年一次的餐会。大西洋理事会是一个智库①，长期以来致力于维护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即跨大西洋国家关系。参加这次餐会的500名贵宾都是商界、政界和军界领导人，他们要为3名现任和前任的超级精英成员举杯庆贺。这3位成员是：史蒂夫·施瓦茨曼，他由于私募股权的强势劲头而成为华尔街当月之星并荣获商业领袖奖；詹姆斯?琼斯将军，曾任欧洲联合部队最高司令兼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司令，荣获军事成就奖；阿伦·格林斯潘，这位金字塔的顶层人物，超级精英中的超级精英成员荣获公共服务奖。格林斯潘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服务了20年，一直是全球金融市场中高深莫测的大长老，即使退休了，他仍能以巧妙的措施影响市场。
为颁奖典礼开场致辞的是美国前任国务卿鲍威尔，他受到了全场来宾的热烈欢迎，3位获奖人坐在椅子上，与过去的获奖者、曾两度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进行互动问答。斯考克罗夫特在向获奖者提问时幽默而睿智。他先问格林斯潘。问题是关于大西洋联盟对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工作的影响，格林斯潘的回答非常深刻，他从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两方面入手，对冷战结束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他说，当柏林墙倒塌，显露中央计划经济的灾难和彻底失败时，应该醒悟的不仅是那些直接参与冷战的各方。格林斯潘认为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垮台不仅让直接受影响的国家得到展现的机会，如寡头的崛起，而且也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明白一点，即现在只有一条道路：接受政治经济理念75年来试验的结果和参与全球市场。冷战结束这个关键性时刻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是让全球经济中新进入的10亿工人和消费者拥抱我们的观点。格林斯潘以深刻的信念谈到这个前景，即使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这种非凡的“理念的权力”仍然能够驾驭一切。
格林斯潘的观点和施瓦茨曼的观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的观点更集中和务实。这位黑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认为美国实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正在使自己失去竞争力，因为该法案要求更加详细地披露和监督公司的财务。他说，一些公司董事会现在1/3的时间要花在处理法律问题上，这导致美国的商业领袖们无法把精力集中在应该做的事情上，即如何为股东们创造更多的价值。他还说，这些规定造成的结果是丧失了90%的首次公开发行股，因为想上市的公司都到政策宽松的国外市场去上市。他催促美国政府不要过度干涉市场，否则市场就会流向别的国家。施瓦茨曼还说，对于美国政府无法理解为何法律会伤害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发展迅速的私募股权公司其实是一种“资本主义回应”。
虽然讲话没有格林斯潘那种历史性的远见，施瓦茨曼谈到了当今时代觉醒的另一个重要结果，这种意义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米尔斯的意义，南北战争的结束对“强盗大亨”的意义，或者是与世界隔绝的决策对明朝的意义。跨国公司不再受单一国家的束缚，它们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了一种新的超越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而国家和政府却受国界的限制。公司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市场，让各国政府在市场中为吸引投资而竞争，从根本上削弱了某些广为人知、强大而且历史悠久的主权基础。《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谈到了自己和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克雷格?巴雷特的一次交谈：“巴雷特有一段话令人惊叹，‘就算不雇用一个美国人，英特尔今天照样能兴旺发达。这不是我们的愿望，不是我们的想法，而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他的意思就是，跨国公司现在凌驾于国家之上，脱离了自己的根据地。英特尔可以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翱翔，在美国翱翔，在世界可能发展的任何地方翱翔，没有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