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作为一个整体，其社会地位的全面提高是清末民初北京的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
“重农抑商”历来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基本国策，商人的作用虽然重要，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是地位卑下微贱。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在人们的观念中是根深蒂固的。一个时代的统治者如果重商轻农，必定会被指责为“本末倒置”。
随着西方文明的渗入，近代社会生活内容产生了很大的变动，工商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日益被推崇，人们对商业的认识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不仅有识之士提出要商战于欧美之林，清政府也明谕“通商惠工”为经国之要政，“商本”观念已逐渐成为近代社会经济思潮的重要内容，经营实业也开始成为许多人实现“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理想的一种明确的选择。
清代中后期以来北京的城市经济出现了新的面貌，有了很大的发展，使得不少商人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资本。但在当时旧的经济模式之下还不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加上北京作为几朝都城，长时间的政治中心地位对人们的意识形态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意识较重，所以出现了大量商业利润不是用于扩大经营规模而是流向买田置房的现象，也有部分商人将经营利润用来放高利贷，还有的花钱捐官跻身官场，继续在工商业方面加大投资的人在晚清仍不多见，规模较大的工商企业数量不多。
当然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清代的民商资本主要来源于官僚阶层和地主，他们投资的本来目的就是从商业领域中分取一定的利润。为弥补资金不足和分散商业风险，在这一时期，北京的商业企业在组织形式上多是采取集资、合伙经营的方式。
当然，由于商品经济的无情冲击，致使人们的观念丕变，将“俭仆”、“贱利”的社会风尚迅速地导向了“逐利”的竞争，徐珂说，“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为了逐利，“下海”者甚众。相较于先前那种用商业利润去捐官的行为，可见时人观念已经大变。清末民初北京的饭庄餐饮业极为发达，基本上都是上层旗人和贵族投资兴办。民国以后投资商业的官员士人就更多了。北洋政府时期的许多官僚政客在全国各地的工商企业都有巨额投资。
与中国沿海受西方经济文化影响较早的城市相比，北京的社会经济近代化进程出现较晚。但是，20世纪初主要发生于北京等地的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对北京社会的影响至为巨大，带来的改变也触及到了方方面面。同时，西方经济的渗透和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还是使这个古老都城的社会经济结构大为改观。
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新兴的机构、行业和职业随之出现，例如海关、商贸、簿记、会计等。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对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之需求也日益增加。民国后不仅在大学设立工商经济系，中等专业学校这一层级也纷纷成立商业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等。至此，商业经营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已经登堂入室了。倒置的本末有了全新的定义。1919年，蔡元培先生还曾发起成立以联络商学两界，造成商业人才，发展商业为宗旨的“商学协进会”。
在北京近代新型商业文化教育中，以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的开办影响最大，对北京的商业文化发展来说具有坐标性的意义。
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是在北京青年会的主持下兴办起来的，于1914年正式建成，由北京商人雍涛提供了36000元的资助，其中24000元用作学生贷款帮助那些穷困学生完成学业。第一任校长由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人费起鹤担任，学校的教员多是普林斯顿大学派遣来华的学生或者毕业生。学校宣称其目的是为了“将中国青年培养成为诚实而训练有素的商人”。在四年的学制中，前两年主要学英语，后两年学习商业专门知识。主要开设的课程有：英语会话、阅读、写作和语法，珠算、商业地理、商业方法、初等数学、高等数学、簿记、财政学、经济学、金融、商法、会计学等。
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吸引青年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学校开设的课程多是当时社会普遍需求的实用内容；二是学校提供贷款奖学金，而且学费也较北京其他学校为低。该校学生一年的学费只收40元，而协和医学专门学校则是100元，被称为“太贵族化”的燕京大学的学费更高。因此自学校开办后入读的学生年年增加，从1915年的145人发展到1922年的534人，七年之间，增幅超过300%。此校培养了大量的商业经营人才，他们为北京的商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民国以后，随着社会风气的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商已经成为许多人理想的职业选择和追求。1922年11月14日北京高师纪念日时，在大学生中曾经做过一次民意测验，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大官、大商人、大革命家、大慈善家、大政治家、大军阀、大教育家中进行选择，你最愿做哪一种人？在总计2791张票中，愿做大商人的有295票，约占11％。正是有那么多的优秀人才愿意投身商界，才能够演出北京近代市场上一幕幕的精彩活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