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济困，救助鳏寡孤独，历来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明清时期，徽商在扬州富有以后，他们中有不少人，拿出钱财救济因水、旱等自然灾害受难的灾民，扶助鳏寡孤独，收养婴儿，乃至于修桥铺路，热心于社会的福利、公益事业。在当时看来，这些是“义行”、“善举”。在今天看来，不管是出于真诚的主动行为，还是封建政府命令下的被动行为，都是值得褒扬的。
早在南宋时代，当时政府人为掘开黄河堤岸，黄河夺取淮河入海口，淮水南压进入长江。淮南地区地势低洼，水泄不畅，导致这一地区易涝易旱，水旱灾害频繁，百姓受苦受难。在水旱灾害发生时，徽籍盐商多能捐出银两、谷物、设立粥厂，救助灾民。据统计，从1671年（清康熙十年）起，至1911年（清宣统三年），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共捐银386万多两，钱4.6万串，谷近23万石，用于赈济扬郡各属、周边地区和全国一些省份的水旱灾荒，其数额是巨大的。这对于拯救灾民，安定社会秩序，无疑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清代扬州，与其他一些徽州盐商追求奢华的生活不同，盐商汪应庚是以“义行”众多闻名扬州及乡里的。清人阮元在《淮海英灵集》中说他“富而好礼，笃于宗亲”，并且列举了他的一系列义举善事。清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说他“居扬州，家素丰，好施与。”民国时徽州著名学者许承尧在其所著的《歙事闲谈》一书中说：汪应庚名不甚著，但好博施与，其行宜甚至超过江春、鲍志道等大盐商，值得表彰。
1731年（清雍正九年），淮南海啸成灾，汪应庚煮粥糜于淮南伍佑、卞仓两盐场，救济灾民，前后共约三个月。此后，连续三年扬州水患，汪应庚都出钱出谷救济百姓。1738年（清乾隆三年），扬州府旱灾，扬州盐商共同商议，捐出银12.7166万两，其中汪应庚一人独捐4.731万两，设立八个粥厂，赈济灾民，前后达四个月之久。1742年（清乾隆七年），扬州府闹水灾，汪应庚又捐银六万两救济灾民。
另一扬州盐商鲍志道也是慷慨好义，对社会上的义举善事不吝施与。他在翻修街道、修浚下水沟以及开设义学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于扬州社会公益事业的行动。鲍志道长子鲍淑芳也是以义举仁事卓著闻名于扬州城的。1805年（清嘉庆十年）夏，洪泽湖大水盛涨，冲决车逻五里坝。第二年，淮水、黄河又大水暴涨，洪水肆虐，灾民受苦。鲍淑芳捐米六万石，于受灾地区设粥厂进行救济。他考虑到赈济结束时已经是冬季，而那时水还未完全退却，饥民穷无所归，所以极力倡导各盐商再继续赈济两个月。当时有人怀疑难于购买到粮食，但不到十天，装载麦子的船只衔尾而至，人们惊叹其神速。鲍淑芳在撤粥厂前一天，运来十船山芋散发，又相当于十天的粮食。他还给灾民种子、耕牛，帮助灾民恢复生产。为防止今后再发生水灾，他还出资修建河道，培筑范公堤，以御海潮的侵袭。
除了救灾赈济以外，徽州大商人在侨寓地还有一些社会福利救助行动。如前述的汪应庚，他“在扬施槥、给絮袄、设药局、济行旅、拯覆溺之类。动以十数万计。”镇江焦山下游，水流险急，行船到此经常被冲翻，汪应庚便在这里设了救生船，并对敢于抢救溺水者的勇士进行嘉奖。此外，他还给仪征育婴堂的婴儿送冬衣，增加哺乳人员的薪水。他在扬州徐凝门外建立义冢，贫死不能葬者，给予棺费。每年冬夏，他给孤寡老人送去棉被、茶叶。在痘疮盛行时，他还备有人参、鹿茸、黄连、犀角施送。
盐商鲍志道，修造古虹桥，筹措男女两惠济堂经费，置义冢、义学，其善举义行不胜枚举。其长子鲍淑芳承继了乃父行善好义之风，生平经常资助惠济堂、置义冢，周济邻人等。在徽州大盐商的支持下，两淮盐区淮南、淮北较为普遍地建立起育婴堂、普济堂、救生船，另外还建有收养所、药局、义冢等社会救助机构，给那些贫无所依的鳏寡孤独者以救助。
除以上社会福利行动之外，徽籍盐商还对扬州城市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为迎接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驻跸扬州，供邀宸赏，他们不惜工本，大兴土木，自不待言。对于一些纯粹为方便百姓出行与生活的公益事业，他们也不吝提供资金。
清代乾隆以前，扬州新旧两城，人口稠密，但地势卑湿，虽然街道皆有沟渎以泻水，可是遇到大雨，沟渎常被淤积，积水难以疏导，给老百姓行路带来了困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1737年（清乾隆二年），扬州盐商公议修浚，需经费1.4万两左右。当时徽州大盐商马曰 愿独自捐2400余两，修浚自光储门起至便益门街道。另一徽州大盐商鲍志道，亦鉴于康山南河下以西至钞关，北抵小东门地势低洼，街道易积水，雨天行人不便，他出资挖去原铺砖路，改成石板路。他还出资修造古虹桥。扬州古雷塘，为扬州城西北交通孔道，盐商汪应庚于1738年（清乾隆三年）章建石桥，以方便行旅往来。
总之，徽州商人在客居地对社会公益事业投入了巨额资金，这既与他们任侠慷慨，追求君子之风的个人品质密切相联，又与其好名、渴望攀缘封建政治势力直接相关。正是由于巨大的投入，扬州城内普通百姓的生活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