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国际上，即使是公认的出类拔萃的优秀企业，其发展的过程也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回顾一下各公司的成长情况，每逢遇到有关企业命运和前途的紧要时刻，都是富有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的领导者做出了出色的决断。
坐落在天津估衣街西口的达仁堂药铺，装饰得古朴典雅，气度非凡。红牌、黄牌、蓝牌电车始发站北大关，熙熙攘攘的游人，一踱进估衣街，便见到右首一侧一座青砖瓦房的店铺，在东西两边高高地竖着两块丈余长的冲天牌，上边写着：自选川广云贵地道药材
蜜制丸散膏丹汤剂饮片。跨进方砖墁地的小院，幽淡的药香，青翠的万年青，干净整洁的院落，让人赏心悦目。拾阶而上，宽敞的店门上方的牌匾上“达仁堂”三个斗大的金字光彩熠熠。店门前，一个戴着套袖的店员正微笑着迎送进进出出的顾客，还不时用布掸子为顾客掸去身上的灰尘。店堂里宽敞明亮，迎面横陈一丈多长的柜台，柜台里侧镶着一把九尺多长的大算盘。柜台后边靠墙立着一面墙大柜，装着几百个写着不同药材名称的药斗。药斗正中，有一块牌子，写着“乐家老铺”四个大字。
乐达仁坐在柜台后边的一张方桌旁，看着络绎不绝的顾客，再看看忙个不停的十几个店员，欣慰地舒了一口气。此时，一个新的计划在他心中已经形成。京都达仁堂乐家老药铺，眼下已经在上海抛球场西首、汉口黄陂街瞿家巷、天津估衣街设了三个分号，将来为三个分号统一配送成品或半成品，需要有一个工厂化的加工场。多年来家店合一的管理方式和前边是店铺后边是作坊的生产经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形势了。北京的总号现在已经形同虚设，天津分号设在沈家栅栏的加工作坊，也已经益发显得狭小了。想起在德国学习时所见的西药厂，他受到启发，也想建一个像德国人那样生产和管理的工厂，把它作为达仁堂的总部和生产基地。
民国以后，北京同仁堂改变了分配制度，每年从同仁堂提出四万两银子，平分给乐家四大房，每房一万两，一年按三季支付，不再参与分红。这个时候，作为第四房家长的乐达仁父亲乐季繁已经去世，乐达仁是长子，三个弟弟达义、达明、达德，都支持哥哥创业。连同办分号的钱，哥儿四个凑集了四万两银子，交给乐达仁选址办厂。
19世纪末，现天津中山路原是一条土路，当时那一带有几个村落，还有不少坑塘和一片一片的野草。李鸿章督直时，带过来的淮军，其中不少人死了以后都葬在这一带称为“淮军义地”的地方。1902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翌年陆续开辟了以大经路（今中山路）为基干的十数条经路和纬路。到了民国初年，大经路一带已经成为直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隶总督署、北洋造币厂、北洋女师、天津师范学堂、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直隶省图书馆、劝工陈列所和孙中山1912年8月北上过津时发表演讲的天津公园，都在大经路附近。
乐达仁见这里人文环境好，地势高，土地宽阔，于是决定在大经路的中段兴建达仁堂药厂，管理机构设在厂内。从此，新建的天津达仁堂取代了老式的“京都达仁堂乐家老药铺”。药厂从工艺布局、生产设备到车间班组设置以及管理，都与过去的手工作坊有很大的不同。乐家老铺由此获得了新生。
作为企业决策者的乐达仁，根据商业环境的变化和市场的要求，及时地做出反应，使乐家老铺初步完成了由小作坊向近代工业企业的转变。天津达仁堂由铺到厂变迁的历史过程，表明决策者必须善于捕捉时机，企业才能生存、兴起、壮大，实现既定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