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企业家戴尔?卡耐基说：成就最大的人往往是那种愿意而且敢于行动的人，‘万事俱备’号轮船永远不会驶离码头太远的。真正的银行家，总是将银行的命运与社会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求得银行的拓展。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被金融界统称为民国时期的“北四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华北的金融业务。
金城银行将发展民族工商业作为自己职责的理念，在民国的银行界中是比较突出的。在北四行的资金运用中，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偏好购买公债和外币债券；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对购置房地产情有独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则把银行对于工商业的投资视为“天职”。因而金城银行明确地指出：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斯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如对久大精盐公司、丹华火柴公司、裕元纱厂等投资目的虽在营利，而于工商事业之发展亦似大有关系。银行事业与工商业有密切之关系，将来如有新发生之事业，或对于重要之工商业，金城银行为发展营业，就必须对其加以投资。20世纪20年代初，是中国银行业经营方针从投机性的公债交易和政府借款转向投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时期。投机可能一日暴富，但投资才是金融业的正道。中国银行决定改变营业方针，“由政府方面转移于商业方面。——顾客之招徕，不趋重于官厅之存款，而注意于商民之往来”。交通银行对政府借款也“坚持收缩主义，悉行设词婉拒”。金城同中国、交通银行一样，对财政性放款也持“收缩主义”。
据统计，金城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从1919年的83万元，到1923年增至近700万元，增加了近八倍，在五类放款对象中占居首位。金城放款的工矿企业有100多家，其中放款在一万元以上的有纺织业22家、化学工业6家、面粉业10家、煤矿11家、食品4家、烟酒2家、印刷2家、建筑业2家、机电2家、皮革2家。人称金城放款的重点是“三白一黑”即纺织、化工、面粉、煤矿四大工业。金城对华北资源的开发和产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
金城在加强同民族工商业关系的同时增强了自己的实力，迅速跻身于全国十大银行之列，充分显示了周作民作为银行家的才干。正如金城董事会指出：“本行营业已逾十载，根基日固，信誉日隆，设非总经理措置咸宜，曷克有此效果。”
知己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通常所说的知己，主要是指朋友之间心灵的相通和思想的相契。如果除此之外，还能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对社会有所贡献，那就更是极为难得的了。周作民与范旭东或许可以算得上是这样的知己。
范旭东是中国化学工业奠基人之一，著名爱国实业家，他1914年创办久大精盐公司，1917年创办永利制碱公司。纯碱（碳酸钠）是玻璃、造纸、纺织、染料、食品等许多工业的基本原料之一。我国碱业市场向来为英国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所垄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洋碱来路不畅，碱价猛涨。范旭东热衷实业救国，兴办民族制碱工业，抵制外货，正是他的夙愿。范旭东在1913年访欧时，曾经到比利时与苏尔维碱业公司联系。但当时世界上的制碱业，完全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几个大公司所垄断，制造技术和机器设备都对外严格保密，范的联系没有成功。
范旭东要创办制碱厂，另一个重大障碍是资金短绌，永利所招股款，为数不多，远远不足以应付需要。而永利的建设费、试验费则大大超过预算。资金仿佛在被一个“无底洞”所吞噬。面对如此困难，范旭东认为：天下万事，只要有决心，就能成功。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然粉身碎骨，也要硬干出来。制碱的原料是盐。在久大精盐厂内，一堆堆的盐坨，外面席盖泥封，像小山一样，数也数不尽。范旭东指着这景象对同事说：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的丰富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在永利和久大筚路蓝缕的创业路上，周作民始终对范旭东伸以援手。永利公司的协理余啸秋说：“在永利创办时期，成败未可预定”，只有“金城独立支援”。金城在放款业务中，对久大一直给予方便。永利初创，招股50万元，金城投入股份3万元。永利试制纯碱的过程前后经历八九年时间，资金严重短缺，想再招股，连股东都不肯再继续投资，其他银行也不敢放款。永利的资金，除了久大的资金外，主要靠金城的支持。永利通过久大向金城借款，金城明知这些借款是为永利所用，仍照贷无疑。金城给予永利60万元借款。余啸秋说：就当年一般商业银行给民营企业的放款来说，“实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稳妥性、收益性、公益性是金城银行放款的三大原则。以稳妥性为前提，谋求资本的最大收益，同时兼顾社会公益，是金城资金运用的一个特点。因此，金城历来对信用放款十分慎重，“对于个人之信用放款及透支，以不承做为原则”，只有经过调查确系“殷实之公司商号”，方能“酌量情形”，予以透支。透支户过期者，必须催收。不能收起之户，应增加利率，提供相当抵押品，才能允许再续转一期，但必须将前期利息结清，不得随本滚转。如果不能补交押品或并利息也不能结清者，应该“严为追索，早日收清”。
永利筹建期间，曾欠金城数十万元债款。使永利债台高筑，风雨飘摇，前途未卜。金城同人深怕对永利的放款难以收回。因此，周作民的这一决定，遭到部分董事和天津分行负责人的非议和反对。后来担任金城银行总经理的徐国懋说：数十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尤其对一个基础尚未巩固的企业来说，金城给予这样大的透支，确实冒着极大的风险。”
周作民认为，范旭东脾气耿直，自信力强，有勇往直前的创业精神，做事扎扎实实，为人坚守信用，制碱又是极有前途的民族工业，他的事业不会不成，坚决主张贷款支持永利，嘱咐天津分行照做，责任由他承担。周作民的这次放款，既表明了他对范旭东的相知之深，也反映了作为一个银行家的胆识。后来他每逢说到永利在困难处境时，他如何排除阻力予以支持，总是津津乐道，认为自己“有眼光，有气魄”。
在金城巨额资金的支持下，永利顺利渡过难关，生产日趋顺利，产量大增，成本下降，产品质量提高。1928年，永利的“红三角”纯碱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博览会上得奖，信誉蒸蒸日上，逐步将洋碱逐出国内市场。
范旭东在永利制碱走上正轨后，又将目光转向了硫酸氨。范旭东对生产硫酸氨的技术已有相当的把握，但在资金方面却有很大困难。因为永利筹建硫酸氨厂，约需资金1000多万元，鉴于金城一行无力独自承担，周作民便想方设法奔波于银行界与政府之间。1934年范为建硫酸氨厂，永利股本从200万元增加至550万元，其余200万元新股由上海银行、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三家承购。金城等银行还合组银团，给予永利巨额抵押贷款。1937年2月，中国第一家化肥厂——永利南京硫酸氨厂胜利建成投产。
在范旭东的创业过程中，周作民是他最可靠的盟友，两人的关系也因而更加密切。周作民自永利成立之日起，即被选为该公司董事长，直到他1955年去世为止。同样，范旭东从1932年起担任金城的监察人，也一贯支持周作民。周作民对金城同事说：久大刚刚有些基础，旭东接着要办制碱厂，永利制碱厂刚有点苗头，他又来和我商谈筹备硫酸氨的事，一件事比一件事需要更多的资金。从业务观点来看，金城银行在永利的投资很不划算，分得红利很少，可是永利事业的成功，对于金城来说，也大有好处，替我们做了很好的宣传。由此而说，周作民与范旭东的合作，是金融业同工业相互支持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