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并非产茶之乡，但明清以来，运销蒙俄的茶叶几乎由晋商垄断。几百年来，形成了一条由南到北经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腹地的国际商路，以输出茶叶为主的茶叶之路。这条由晋商拓展出的可与陆地的丝绸之路相媲美的茶叶之路，成为晋商发财致富一个历久不涸的财源。
清代学者王先谦说：“中国红茶、砖茶、帽盒茶均为俄人所需，运销甚巨。此三种茶……向为晋商所运。”清代著名的茶庄有100多家。它们的总号大多设于晋中，分号设于汉口、张家口、归化城、库伦、恰克图（位于中俄边界，中俄各建城毗连，中方叫买卖城，俄方叫恰克图）以及俄国的许多城市。财东就是晋中的富商，仅祁县一地就有永聚祥、恒中恒、大德兴、大德诚、大玉川、巨盛川、天恒川、宝巨川、长裕川等十余家茶庄。成千上万的祁县人供职其中。张家口，山西帮茶商竟有百余家。其中在砖茶上以“川”字为商号标记的“两大”、“两长”字号，即长裕川、长盛川、大玉川、大昌川等素负盛名。这四大茶庄均为清廷特允皇商，持有天子赐予的“红色龙票”，从收购、运输，直到俄蒙贸易皆通行无阻，受到各方保护。俄蒙商人只要见此“龙票”，就争相易货，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凭证。在堡子里鼓楼西街茶庄故址中，至今仍保存着乾隆皇帝赐给“大玉川”的一块双龙石碑，上面镌刻着它在发展中俄、汉蒙贸易中做出的贡献。这“大玉川”就是誉满海外，由大盛魁投资十万两创建的“三玉川”茶庄。清朝后期，每年蒙俄需中国茶叶40多万箱（蒙古24万箱，俄国17万箱，每箱55~65斤），即2000多万斤。雍正时，恰克图的中俄贸易额每年为几万卢布；乾隆时，每年达几百万卢布；道光时，每年约1000万卢布；1852年（清咸丰二年），高达1500万美元。
晋中茶商原主要采买武夷山区的茶叶，茶市在福建省崇安县的下梅镇。初为散装茶叶，体积大，携带不方便，后将散茶压制成块，状似砖，遂名砖茶（亦称茶砖），当时在茶区采摘茶叶，就地加工。于是，晋商创办的砖茶作坊，成为江南的著名手工业，每年雇用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事此项茶叶加工。茶由产地陆运至河口（今江西省铅山县），再水运经信江、鄱阳湖、长江至汉口。19世纪50年代初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茶商改为采运两湖茶，而湖茶更适合俄蒙人的胃口。以后遂主要采买湖南安化县、临湖县羊楼司、聂家市及湖北蒲圻县羊楼洞的茶。加工后的茶先集中于汉口，由汉水至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赊旗镇。赊旗镇就是今社旗县，晋商叫它十家店，因此地有十家著名的客店专营运输兼保镖。在此经营茶盐的山陕富商集巨资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山陕会馆，1988年被定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茶叶驮运由此北上，经洛阳，过黄河，入太行山，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然后在鲁村换畜力大车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伦、恰克图。骆驼是沙漠之舟，通过大戈壁，它比马车、牛车都安全、快速、便宜。每驼可驮200公斤，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约1500公里，40天可达。当时条件异常恶劣，有人描述道：
“绵绵斯道，几不逢人……百里逢井，数日不见人为常事。水味则苦咸而外，腥且臭，浊且涩，犹宝如玉液。长途举火，马矢代薪，炊灶作食。或带水适断马矢难得，则并日而食。……五月中旬以后，至中元日，无风不异赤道。若艮地狂飙，披裘不及，则冷如隆冬。”
山西商人正是以这种坚忍不拔、艰苦创业的精神为自己铸就了利润的“金砖”。山西许多人家经常教育子弟：“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长大住上个茶票庄”，“坐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客”（客指外出当老板）。
在众多山西茶庄中，经营对俄茶叶贸易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自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这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嘉、道、咸、同、光、宣七朝凡150余年。及至晚清，在恰克图十余个较大的山西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省巨商和外贸世家。
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也毫不逊色。茶叶贸易为渠家开辟了致富财源。它以专营茶叶发达，继而兴学堂，办实事。长裕川财股、身股各半的20股生意中，渠家除其财股之外还有两三分身股。每逢开账分红一股便可得七八千两白银，折合白洋一万余元。至于其资财多少难以想象。在抗战爆发，日寇侵祁期间，日军在长裕川老号院中挖防空洞时一下掘出白银40万两。由此可见渠家的殷实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