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四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妻子加内特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你的确很能赚钱，可是你想过没有，这些赚来的钱能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拼命地工作呢？”
“如果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什么钱了，但如果是你自己想用钱，这还可以算是一个理由，只是我觉得一直持续这样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意思。归根结底，你想用这些钱为社会做些什么？”
仔细想一想，妻子说得非常对。于是我决定辞去在“麦肯锡”的工作，然后转行去做其他的事情。在和公司本部的朋友商量后，公司改变了关于退休的内部规定，允许员工们50岁退休。而我自己也是在可以退休的第一时间，也就是在我50岁的时候，就从“麦肯锡”退休了。
我在很早之前，就认为“对社会的贡献”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一个职责。也正是因为受这个观念的驱动，我从一进入“日立制作所”工作开始，虽然当时的工资很低，仍坚持把每月工资的3%捐赠给曾经给过我最好教育的MIT（麻省理工学院）。而且我也觉得，能够在“麦肯锡”这个知性竞争最为激烈的环境中有所成就，还能够赚到这么多钱，也是缘于MIT的福荫。另外，我也认为，我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地步，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实现的，我依靠的是众人的支持。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保持了对MIT的捐赠行为，目的就是为了对那些曾经像我一样贫穷的学子们有所帮助。
我也认为，我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地步，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实现的，我依靠的是众人的支持。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保持了对MIT的捐赠行为，目的就是为了对那些曾经像我一样贫穷的学子们有所帮助。
我一直担心日本的未来发展，所以为了推进社会的改革，就成立了“平成维新会”这个市民政策集团组织。我曾经工作过的“麦肯锡”基本上是和那些知名的大企业关系走得比较紧密，本社本部也是那种具有强烈的大企业指向的公司组织。但我觉得无论那些大企业客户支付了多么巨额的金钱，咨询顾问师也不能为了过分讨好大公司，提出对国家的长期发展有破坏作用的解决方案，否则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咨询顾问师。为此，我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对国家的发展有所帮助的人。即使是像新员工研修这样的公司内部项目，也都是使用我们开发的如何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的手法。我总结并提出的倡议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日本国股份公司”的咨询顾问师。
《新国富论》（讲谈社出版）就是从公司内部项目中诞生出来的。而且，为了实现我提出来的观念，也就是说应该建设能够更加重视生活者逻辑（而非生产者逻辑）的社会和国家，出马参加了东京都知事（东京都地区最高行政长官--译者注）选举，然而最终的结果是落选了。于是我就在写了《大前研一败战记》（文艺春秋出版）后，按下了全部清零的按钮，又重新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