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月有节假日，学校就能多退我几斤粮票，我自然想方设法少给家里一点儿，留着自己上饭馆用。比如在家吃两天零一顿只交两斤粮票。但那保姆精得很，她总会发现我少交了粮票而找我要。你欠一顿粮票，她会唠唠叨叨很长时间。每逢我跟保姆发生矛盾，父母都坚决支持保姆，教育我要尊重劳动人民。
这保姆五十多岁，我们管她叫施阿姨，年轻时很漂亮，曾是一老地主的三姨太，爱抽烟，一身烟味，面色蜡黄。她嘴巴能说，特会当面奉承人。对着母亲赞叹：“杨同志心眼儿真好。”对着父亲夸奖：“马同志没一点大官儿架子。”……把父母拍得晕头转向，极宠信她，所以就有恃无恐，敢和我们吵架。她刚来时，因我不爱说话，当面称赞我是“贵人不出语”，现在却为我少给了一点儿粮票，就指责我“自私自利，总剥削家里粮食”。
无论谁来了，要吃饭就得提前通知她，给她粮票，否则没你的饭吃。每顿饭，有几个人她就做几碗米饭，一碗也不会多。菜有时还能剩下一点儿，饭则永远别指望谁能剩一口。记得那时白杨的女儿常来我家（父母是她的监护人）。她若不给粮票，这保姆就真不给她饭吃，并且还把厨房碗柜等锁起来，像防贼一样地防着她。
垃圾箱里，我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饼干包装、高级糖纸、鸡蛋壳……为了保命，他们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十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她解释说：因为她和父亲定量很低，家里客人多，有的客人吃饭不交粮票，所以粮食老亏。
事实上，父母也确实吃不饱。多年后，我从母亲的日记中获悉，当时父亲被饿得浮肿了，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目眩，根本就写不了东西。因此他们指示施阿姨，孩子回家吃饭必须交粮票。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界限让我终生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的。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哪怕是亲儿亲女、亲兄亲妹也不给。
母亲有时候会指示施阿姨把家里的一些剩菜装到瓶子里，让我带到学校吃，粮食却从没给过我一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