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十一月，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会上，中共代表团与苏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事后全校召开大会，由党支部书记传达有关这次会议的报告。听完后，同学们都无比亢奋。好哇！我们中国由老二变为老大——取代苏联了，成为了世界革命的灯塔。我们都陶醉在当光荣的少数、国际共运的中流砥柱的自豪之中。
那一段时间的报告特别多，国际形势报告、国内形势报告、学毛选四卷报告、反修辅导报告……听报告也有好处，能少上两节课，能消磨时间，忘记饥饿。
中苏关系破裂成了当时压倒一切的新闻热点。原来还遮遮掩掩，现在矛盾公开了，全国民众包括广大中学生如饥似渴地竖起耳朵，关注着这方面的消息。
记得当彭真从苏联回来，传达他的访苏报告时，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时不时会心地大笑，刹那间，肚子饿得咕咕响却也能耐得住了，也不那么垂涎吃饭。
每逢中午《人民日报》来时，同学们都争着看。物质的粮食少了，精神的粮食就要多，反修文章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我每看一篇都觉得特解气，不只观点棒，文字也写得棒，感情充沛，排比句一串一串的，反问句都用绝了，看后血能热好几度。
我和同学们都由衷地认为，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大辩论，我们中国共产党绝对占着理儿，这只通过一件事就能看得出来：我们敢全文刊登苏共批判我们的文章，而苏共却不敢刊登我们批判他们的文章。
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这些观念，本能地不符合我们在革命暴力教育下长大的孩子们的口味。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浸泡在打仗电影里，什么《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懂得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下午下课后，我们班里几个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如张君满、常大林、范光义等仍不回家，在教室里聊着有关反修的各种小道消息。我们的肚皮虽瘪，灵魂却很充实。
哎呀，我们中国胆子多大，敢两个拳头同时出击，同时反对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哼，咱们的毛主席多有魄力、多有勇气！这种自豪能顶半个馒头，让我们能暂时忘记一会儿饥饿。
那年冬天，话剧《以革命的名义》风靡全国，报纸、杂志、广播里全都是对它的赞美。“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列宁说的话成了我们的座右铭、口头语。学校团组织常常请老工人来学校忆苦思甜，反复强调现在国家虽然处于困难时期，却没有饿死一个人……要是旧社会，这么大的灾荒，不定有多少人饿死呢！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性的体现。
确实，在北京城，我从没看见大街上有饿死的人，一个也没看见过，连要饭的也看不见。虽然，我们每天被饿得头昏眼花的。
商店里空空荡荡，什么吃的也没有，偌大北京连个柿子都买不着；副食店地上的大白菜烂帮子也被人争着抢着捡。榆树叶、玉米核儿、萝卜秧子都成了宝贝。北京见不着狗、鸽子，全被杀了吃了。没人养鸟养猫养鱼，颗颗粮食贵如黄金，谁舍得喂？人们见面就交流着对付饥饿的经验、做饭的技巧，恨不得一斤粮食做出十斤主食。大师傅成了最好的职业，人人垂涎。在这样的大坏境下，同学们的灵魂却不饥饿，反修和忆苦思甜，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