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现象,凯西·西耶拉的总结可谓一针见血:群体的智慧完全建立在众多个体知识的巨大差距上,然而很不幸的是,在Web20时代人们最普遍的观点(也是被误解最多的观点)却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像一个快乐的大家庭一样使用完全统一的方式去合作、沟通和交往,直到把所有人的个体差异全部抹平。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这怎么可能?网络的自由化效益难道消失了吗?我们的行为方式不是在网络中越来越差异化,越来越自由了吗?对于这个问题,社会心理学家一直都在研究互联网行为的匿名性、隐形性和异步性。
简而言之,由于互联网支持用户身份的隐蔽性以及跨越时空的人际交流,这些效应的确可以让一些人随意塑造自己的网上形象。但对于那些需要长期付出投入,成员之间可以彼此发展人际关系和获取社会资本的网络社区,这种效应肯定不适用。在这些社交网络中,典型的社区规则依然在发挥作用。
从结构上说,当今网络社区的内在缺陷在于,它们缺少对复杂成员关系进行有效管理的工具。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拥有很多朋友,但这些朋友却可能无法互相认识彼此;还有些人会出于不同的原因主动联系我们,但我们对其动机却并不了解。例如,你加入的某个社交群体都喜欢讨论政治自由主义,虽然大家可能都认同某些核心理念,但这并不等于每个人都支持相同的政党候选人和相同的政策。各种细微的差异交叉重叠起来会使交流变得异常复杂,从而大大增加管理难度。这时如果想达成全体一致的理想结果,我们自然会不断缩小大家的关注点,想办法排除反对者的声音,直至所有成员最后实现“异口同声”。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讲的那样,人类群体的组织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我们会直觉地意识到人多力量大带来的好处。但自从人类群体诞生之日起,我们就开始面对组织对个体成员造成的压力。加入某个群体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加入者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个人利益以服从整个群体的集体意志。我们知道人们总是愿意待在一个自发性群体中,即使最有主见或最不满意的成员也不会威胁到整个集体的生存。因此,群体身份似乎能引发成员颇为复杂的感受。但尽管如此,大家仍会觉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来加入群体还是值得的。
这一点和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的著名论断“反社会的社会性”完全一致。康德认为,社会群体的形成源于期望个人利益和期望获得集体优势之间的矛盾作用。换言之,我们喜欢和其他人在一起,但又不是非常喜欢那么做,于是人类便在自我满足和依赖他人的天平两端摇摆不定。
但是一旦当我们加入某个群体之后,这种充分体谅他人的意识就会变得非常强烈。
如果你的一举一动都符合整个群体的标准,这就等于在向大家宣布“我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会遵守这里的规定,我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而始终如一的行动会保证大家明白你要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这样你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实现自己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