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产力不固定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提高生产力即提高生产有价值产品的能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从而使得先进技术通过跨国公司的活动由发达国家传入发展中国家，这也恰恰是全球化得以存在的条件。戈莫里和鲍莫尔认为，全球化不等同于自由贸易，而是自由贸易和生产力改变的总和。两人将其比喻成“一种全新的球类游戏”。戈莫里和鲍莫尔写道：“美国用半导体交换亚洲国家的T恤衫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贸易，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得明显的贸易利益。但是，当美国公司在亚洲而不是美国建立半导体工厂和研发机构时，就会使生产力发生变更。没有哪种常识或经济理论可以解释别国生产力的提高会对自己的国家有利。”
以印度为例，假设美国企业在印度建立使用前沿技术生产高端微型芯片的新工厂。因为印度追求这种高价值的经济活动，所以这种变化会促使其工资水平提高。对于美国来说，这既是件好事也是件坏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更富有的印度人将成为美国出口产品更好的客户。随着工资的提高，印度工人对美国劳动力工资的威胁也会减小。从消极的方面来说，美国从印度进口产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因为印度的工资水平在提高。最重要的是，这会使美国现在具有优势的、十分重要的微型芯片产业面临亏损的风险。结论是：从总体上来看，并不能保证这些变更对美国有利。贸易经济学家承认戈莫里和鲍莫尔的理论框架是正确的，实际上它建立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存在的一些理论的基础之上。但是经济学家有些怀疑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做点什么。戈莫里和鲍莫尔的研究表明：如果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当其平均工资水平提高到美国平均工资水平的1/4或1/3时，贸易的净影响将趋于负值。同时贸易伙伴国的大小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伙伴国的人口众多，那么美国将先遭受损失。这听起来像你所知道的哪个国家呢？
眼见为实
戈莫里指出的另一点似乎很明显，但却被广泛地忽视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背离会非常显著。对美国企业来说，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工作岗位和先进技术是明智并且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这种做法却极大地伤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此一来，对股东的责任与作为美国公民对国家的忠诚之间就存在了严重的对立，这令许多美国企业的执行官感到非常不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