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用语言表现某一事物时，无论怎样都会从存在于现实之中的“真相”处做错位处理。然而，我们必须借助语言面向某个“真相”进行肉搏，这就是我从年轻时起就一直存在着的两难窘境。因此，我总是一面写小说，一面在做各式各样的修改，用语言去表现语言与人们或经历过或在内心描绘过的事物之间的那个错位。一次次如同重新涂抹油画似的改写那些语言，从而逐渐逼近事物的真相。与此同时，我也在想，这就是应该用小说进行表现的吧。而且，表示“这就是真相”并将其提出来之本身，就有并非真相的东西，为了牢牢把握住这个并非真相的东西，需要特地写入那些错位的语言。我还在考虑，把像是在一点点错位的两幅画重合在一起，使得第三个真正的“真相”在其对面浮现而出，设法借助语言不就可以表现出真正的“真相”了吗？这就是我这个为此而殊死搏斗的作家之人生。这条艰难道路的起始点，我认为便是《万延元年的Football》了。
——于是转了一圈后，就到了所谓“不要说出真相”，这是明快的暗示？还是终于可以写出“真相”了？当然，事情不会如此单纯……
不，能够理解到这个程度，就绝不能简单地说成“不会如此单纯”了。迄今为止，我一直在写那些人，不停地说着“要说出真相吗？”可结果却无法表现真相的那些人。最近，我经常考虑一种形式——在最后阶段，就写一个主张“不要说出真相”的老人，并透过这一切去发现其对面那些真正的事和真正的物。尝试写作与此前的小说完全背逆的作品，是我无时不在考虑的事情。
总之，今后打算写出这种作品的想法，是在年满七十一岁之后的现在产生的，因为我呀，再度深切地感觉到了“存在着真相”，存在着人们终其一生也必须表现出来的某种东西。这也是我在最近，与前来日本的，已经故去的萨义德的遗孀长时间交谈的问题，以及观看了有关他的电影纪录片，他在电影里面对观众所说的话语，还有我在重新阅读他的所有作品期间，所确切相信的东西。因为，用长远的眼光来看萨义德的一生，毋庸置疑，其中的“真相”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因此，虽然我只能再工作寥寥数年时间，今后却要尽可能地坦率表现自己的“真相”。我还在考虑，希望以这种写作方式为目标，将其确实作为直至最后岁月的自己的文学风格。
——在聆听您的话语时，我的头脑里涌出一个奇怪的形象：在小说与作家本身终于吻合在一起的那个瞬间，好像看到了随即出现的那种叫做“真正的谎言”的镜中之镜……
现在重读《同时代的游戏》
——这一次，为了造访这里，我仔细阅读了发表于一九七九年的《同时代的游戏》，是为了把“峡谷村子”的历史装进头脑里而进行的复习。而且，还感受到了与第一次阅读时全然不同的印象。因为，您在那之后发表的作品，我都已经读了，也都知道。其后以这部作品为母体而相继问世并陆续发展的长篇小说，从《M/T与森林里的奇异故事》到《两百年的孩子》，其间有很多那样的作品。不过我还是认为，《同时代的游戏》恐怕是一部巨大的、成功度非常高的作品。由于我知道这一点，便觉得就连一直阅读大江小说这件事本身，也让我体味到了奇妙的完成度。在这里，大江先生文学意义上的想法的所有起源，包括您在当年创作时的那个时间点上没有自觉到的作品在内，真正的所有起源，我觉得都流入到这部作品里来了。
是这样的。关于《同时代的游戏》，我亦有这样的感觉。我也以你这次的采访为契机，用囫囵吞枣的方式重新阅读了自己以往的作品。在我的生涯里，这恐怕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如何认识自己的晚期①，也就是晚年……这个课题与对自己作品的研读，现在仍时常在我的体内恰好被击中①。
——在我的印象里，迄今为止，您好像并没有就《同时代的游戏》做过比较积极的发言。
确实如此。不过对我来说，这部小说仍然是根本性的作品。将近三十岁时，我写了《个人的体验》，写了成为很大转折点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后来，我就用与这些作品相重叠的方法继续写着小说。到了四十岁的时候，从高中二年级我就一直面向其存在而生活的那位渡边一夫先生去世了。其后不久，为了打破韩国诗人金芝河②所陷入的政治困境，我还参加了以此为目的，在银座举行的绝食斗争。总之，实际上做什么事都定不下心来。我感到必须从根底上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我于四十一岁时去了墨西哥，在墨西哥大学担任了半年教职，是用英语教授日本的战后文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