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考入大学而完全离开了村子，那时我刚满二十岁，战争也已经结束十年了，村里确实已经一点点地出现了变化。那会儿我有一个优秀的同学，他打算留在村子里继承农家活计，就对我说：“大江君，回来吧！回来后我们俩就干‘主妇之店’吧！”当时，“主妇之店”这种现在超市之原型的商店已经出现了，他劝诱道：“如果我们俩干这个店的话，就会成为县里的头号有钱人啊（笑）！”最初阶段，是成立小型超市，用以将个体商店的顾客拉拢过来，然后在合适时扩大规模，逐渐转入那种经济体制。我在朋友的这个建议启示下，创造出了“超市天皇”这个形象。实际上，这样一种新型的经济领袖或许已经开始出现。此外，这也是都会的文化与村庄的文化走向均质化的过程。
村庄文化的改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电视机普及的影响。通过电视节目，从都会发出的信息会渗透到任何地域，但是村子里的人却无法通过自己的声音与电视节目相互交流。地方文化于是只能以被动的形态接受影响，而文化的发送源头则集中在东京或者大阪。我记得，战争刚刚结束那个时期，如果村子一方发出声音，对方就会回答，然后村子这边再予以回应，这种文化互动，比如就曾有过广播电台在街头进行录音……就这一点而言，我对现在的因特网文化比较关注。
另外，这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村里，发现一个很大变化，刚才也已经说到了，就是村里的路上没看到孩子的身影。在我们还是孩子那会儿，孩子们全都在路上，或是行走在路上，或是在野地里玩耍，或是在学校的操场上打棒球。但是，现在回到这里，在野外却看不到孩子们。
——这在东京也是如此。四国的这个村子和东京都是如此。大江先生曾生活过的这个场所，说起来也就是边缘，与处在边缘和中心之间，似乎呈现出均质化、平板化、正处于解体和荒废过程中的郊外那样的场所，您丝毫没有关系。
是呀！在我的语言范围内，没有郊外这个词汇。我之所以觉察到这一点，还是在一九六八年前往澳大利亚的时候。最初是安部公房受到了邀请，可他对我说：“我已经腻烦了，大江，你去，这是头等舱的机票（笑）！”于是，我就替代他去了。是在机场买的那本书……从悉尼转机去堪培拉时……里读到澳大利亚有一种“郊外主义”，说是suburbanism这种方式在澳大利亚得到了独自展示，……在澳大利亚，大都市周边有着广阔的郊外，那个郊外，便成了文化的根据地。书里还说，彼此互为伙伴的那种“同船水手”现象是澳大利亚的文化特征，这种“同船水手”指的是乘客通常会坐在助手席上，因为这对于驾驶员来说，大家并非上下关系。于是我就在想，即便在日本，这种既非都市亦非农村的“郊外”，今后也将会成为文化上的重要之所吗？岛田雅彦①倒是在小说里生动地使用了“郊外”这个词汇。不过对我来说，那却是一个丝毫没有实际感受的场所。我所度过的人生，是被村子和东京这座大都市撕裂开的人生。虽然身在东京，却在书写森林里的故事。可一回到森林里来，又开始在考虑前往国外的事情了……实际上，这就是我的人生。
——往返于两个场所之间的摇动的力量在对小说发挥着作用吧。我要把话题再度转回《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上来。在作品中，相对于哥哥蜜三郎一直在老屋里读书，弟弟鹰四则集合村里的青年们组建了足球队并积极进行训练。如果创作背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话，我觉得棒球倒是更为常见，可您选择Football作为现代的祭礼时的喧闹，其理由又是什么呢？
这里面是有些问题（笑）。当时，有一个核心印象后来成为我把这部作品坚持写下去的动力，那个核心印象就是农民暴动。那也是很残酷的，一个男人砍下对方首领的脑袋，用布块儿将其包裹起来，然后返回农民们出来迎接自己的那个村子。我首先就是这么想象的，总是在心中描绘着那个把人头包裹像球一样抱在胸前，从深夜的道路跑回村子的青年形象。很久以后，我在伦敦的一所大学里主持课堂讨论时，一个学生便对我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橄榄球不是更好吗（笑）？可不知为什么，我还是喜欢足球这个词汇。
